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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近三十年来的大变化

    传统社会主义价值 / 2016-12-08 08:52
    世界共运近30 年来的正面大变化是世界共运不再有中心统一领导,大多数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各国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负面大变...
           [摘 要] 世界共运近30年来的正面大变化是世界共运不再有中心统一领导,大多数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各国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负面大变化是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世界共运陷入最低潮。既不能认为当前已经没有共运,也不能认为共运仍然处于高潮。当今世界共运的新成就和新特点可以简明归为六点: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的多元化、多党化,共运战略应从暴力革命、狂飙突进转变为和平发展、逐步渐进,议会斗争和平掌握政权有了实例,国际联系采取新的形式。  
          [关键词]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独立自主 改革开放 议会斗争 和平掌握政权
      一、世界共运近30年来有正面和负面两大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仅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化,而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相应发生了大变化。中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共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世界共运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世界共运不再有中心指挥,而是由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回顾30年来的世界共运,我认为主要有两大变化:一个是正面的变化,一个是负面的变化,正负面的变化都需要学者们总结经验,进行探讨。30年来世界共运的正面大变化是:世界共运不再有中心,不再由两个中心来分掌领导权,而是进入无中心、各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大多数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而且许多国家共产党已经多元化、多党化,一个国家不止一个共产党,如俄罗斯就有七个共产党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世界共运的大进步。世界共运另一个负面的大变化是从1989年到1992年,这四年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加上蒙古、柬埔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16个减少到5个,垮了11个,有20多个共产党改变为社会党,还有20多个共产党消亡了,有3千多万共产党员退党或者因党消亡而失去党籍。这样就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最低潮。这是世界共运史无前例的大挫败。以前的挫败表现为某国革命没有成功(如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1905年俄国革命),或者是某些国家革命刚成功不久革命政权就被强敌推翻(如1871年巴黎公社只坚持了72天,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存在了133天)。而这一次大挫败则是建立了74年之久的强大的苏联以及走上社会主义之路近半个世纪的东欧八国发生了雪崩式的大崩溃。其外因和内因、近因和远因都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刻的总结,引以为鉴。这样,今后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变坏事为好事,变负面为正面,巩固并且扩大阵地,使世界共运能够全面重新振兴。  
      二、对世界共运两大变化有两种极端的看法  
      现在对世界共运正负面这两大变化究竟应当怎样看呢?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有两种是极端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30年来世界共运没有了;另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共运并没有因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一直都是处于高潮。针对这两种看法,谈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认为世界共运已经没有了,这个看法有什么根据?《读书》杂志2007年第9期刊发了北京大学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专家萧国亮教授的文章,题目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经济六百年》。文中指出:“我们对六百多年世界经济历史的考察发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现象,是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巨变的一种反应。”接着,作者以英、法、德、奥、俄、中六个国家为例进行了分析,指出:“工业化国家只要渡过了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剧变阶段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他认为进入这一阶段后,共运就没有了。我想许多人都不会同意这一观点,因为他举的这六个例子、六个国家到现在仍然都有共运。他所说的不符合当今的实际。中国自不必说,俄国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仍有新建立的七个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英、法、德、奥虽然现在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四国都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都还有共产党在探索它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见,国际共运不仅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资本主义晚期的历史现象。当然,资本主义早期和晚期的共运在战略、策略、路线、方针等方面已有很大变化。例如早期侧重暴力革命,晚期争取和平过渡。
      另一种极端看法认为,世界共运仍然处于高潮当中。山东《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和2008年第2期分别刊登了两篇大连水产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丛大川及其与大连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同志合写的文章《: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处于低潮吗?》、《再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处于低潮吗?》。这两篇文章论述的侧重点不同,第一篇文章从“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开放为主潮流的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世界性交往在普遍发展”的现状出发,指出“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强,世界性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及世界性历史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大潮,由此升华出人类的国际化精神和全球意识”,因此“作为人类运动的国际共产主义在不断走向高潮,而不是处于低潮”。这是仅从科技和生产力、社会交往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来论证国际共运仍处于高潮。我认为他的文章忽视了一点,国际共运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客观的科技、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发展,还有赖于各国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该文只考虑到了客观因素,而忽视了主观因素。国际共运的发展还需要各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奋斗,它不会因单纯客观的科技、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发展而自动发展,这个主观条件是起决定作用的。作者在第二篇文章中提出了更新的看法,不仅从上述客观的发展来看,还从主观条件的变化来论述,认为“‘前苏联’——主要指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社会,苏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假共产党,推行的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与‘美国’本质相同的‘国际霸权主义’,是‘苏俄新沙皇帝国’。其国内的社会性质是由官僚特权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官僚专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确实是地球上‘最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股对抗国际共产主义的反动势力,它的崩溃恰恰是国际共运的伟大胜利”。他们这样论证就涉及对苏联和苏东剧变的看法问题。其实苏联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极权主义、培植了官僚特权集团等等弊病,主要都是起源于斯大林时期,后来愈演愈烈,终遭崩溃。它如果及早改革成功,不至于崩溃。它的崩溃无疑使国际共运遭到重创。当然,苏联的失败更促使我们痛定思改。
      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克复在给我的来信中认为,谢韬等人把苏联模式概括为暴力社会主义不准确,因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并非只用暴力,他用激进社会主义来界定苏联模式,认为这种激进社会主义已经远离科学社会主义。他不同意我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列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形态。我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列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形态有三点理由:第一,苏联历任领导人一直自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1936年宣布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1988年7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才把党的指导思想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第二,苏联确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表现: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党的领导,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旧剥削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化、电气化、计划化、集体化,工农的地位和生活有很大改善。第三,完全否定苏联模式也就是完全否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国在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苏联如及早进行逐步改革,是有可能改革成功的。
      三、世界共运已转轨到没有中心统一领导,由各国党独立自主发展
      
      我认为,国际共运仍然存在,但不是处于传统概念的那种高潮。当今国际共运已经转轨到新的境地,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近三十年来的大变化共运没有中心统一领导,已经转轨到由各国党独立自主探索,大多数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学习过国际共运史的人都知道,自马克思以来国际共运的确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不是主观确定的,而是客观形成的。19世纪时,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讲过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逐步地由英国向法国、德国转移,这个中心显然是指当时的革命中心和影响中心。到20世纪时,世界共运进而向东转移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就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成为世界共运中心与马克思时代所讲的中心有所不同,马克思讲的中心是运动的中心、影响的中心,苏联进一步变为指挥中心、控制中心,指挥各国共产党,特别通过第三国际统一控制各国共产党。到20世纪40年代,共产国际解散了,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以后则很明显地形成了两个国际共运中心,一个以苏共为中心,一个以中共为中心。特别是60年代中苏论战公开化以后,中国自认为已取代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1963年中苏论战刚开始不久,即1964年春以后,中共中央传达了一个邓小平的内部讲话(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苏论战的主持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讲到:现在国际共运一分为二,一部分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走,另一部分共产党支持我党的路线,新成立了一批马列主义政党,现在是52∶52,即变成修正主义的共产党的有52个,支持苏联共产党的有52个,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也有52个。1967年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时,在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我们党向全世界宣布: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苏联转移到中国来了。社论还这样说:“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变得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巴黎传言北京红卫兵要去声援。当时我们党认为亚非拉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尤其是大力支援东南亚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三次运武器支援菲律宾共产党,为非洲、拉美培训游击战领导骨干。
      实践证明,西方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使世界发生了巨变。新科技革命促进了新生产力革命、新产业革命,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发生了大变化,世界革命搞不起来了。新独立国家大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世界大变化,改变了世界革命发展战略,不当世界共运的中心。新加坡政府总理李光耀访华时提出希望我国不要援共。随后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才完全正常化。
      我曾经读到《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上刊登的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孙泽学写的《关于中共国际共运中心观的历史考察》,文中讲世界共运中心的转移时不敢讲中国与苏联争当国际共运中心,只提到以共产国际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然后是无中心。实际上苏俄从1919年起控制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就直接以苏联为中心。从50年代末起中共就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了。应该讲清楚,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时,我们党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曾向全世界宣布过世界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了,所以才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社论这样说:19世纪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德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到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世界革命中心逐步转到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共向全世界宣布世界共运没有中心。我看到的正式的最初说法是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一个国家革命成功,要靠这个国家本身条件的成熟,要靠这个国家共产党路线和政策受到本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各国党之间当然也要互相帮助,但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党强制和包办代替。”至于公开明确对外宣布国际共运没有中心的最早的说法,是邓小平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的:“我们认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苏联以来,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指挥控制各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给予帮助,不仅在思想上,还应该在物质上、财政资金上给予帮助。苏联共产党一直以卢布兑换美元等外币援助各国共产党,这一点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多次得到苏联卢布的帮助,没有苏联卢布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不起来。中共当世界共运的中心以后照样要给各国共产党帮助。中共跟苏共达成协议,中共重点帮助东南亚共产党,苏联重点帮助东南欧共产党。这是1949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时达成的默契。毛泽东会见斯大林时曾提出中共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认为中共不必加入情报局,中共主要帮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苏共主要帮助东南欧各国共产党。此后东南亚共产党的活动主要是由中共提供帮助的。
      一份新的材料显示,中共是从1985年1月1日起停止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据杨美红《罂粟花红——我在缅共15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一书披露:从1985年元旦起中共停止了对缅甸共产党的经费、物资援助。缅共于1985年9月9日召开三大后分崩离析,一部分人另成立佤帮联合党,转向与缅甸政府合作。缅共中央委员以上领导人由我国收养,从1975年起任党中央主席的德钦巴登顶于1997年12月2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苏共直到1991年苏共解散前一直是那部分老共产党的领导中心,直到1990年苏共还按传统规定每年给美国共产党200万美元的资助。1991年苏联解体,美共也在独立自主地发展。实践证明:各国共产党之间理应在政治上、思想上、道义上互相支持,在工作经验上互相交流,不能用经费、物资援助来输出革命,苏共重点援助的东南欧八国共产党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中共重点援助的东南亚九国共产党也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历史的经验教训促使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更加健康地发展。现在各国共产党没有了中心统一领导,这样才能独立自主发展,这十几年的独立自主发展应该说有了新的成就。  
      四、当今世界共运的新成就和新特点
      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总数仍然保持在130多个,有8000多万党员。苏联东欧共产党垮了,损失了2000多万党员。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党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中共是3600万党员,现在是7400多万,中共党员人数现在占世界共产党总数的85%,加上朝鲜党400多万,越南党300多万,古巴党约90万,老挝党约10万,执政的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党员总数是8300万,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93%。当今依然由共产党执政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共带头突破传统苏联模式,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由对立、对抗转向长期和平共处,既合作又竞争;对内由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取得很大成效,举世公认。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严重了,但应该看到现在世界共运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共运发展到今天,即便资本主义危机深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革命、暴力革命、不断革命三者都行不通,是搞不起来的。当今世界只能由各国党领导人民搞世界改良、和平改良、不断改良。世界共运正处于一个新拐点,就是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逐步探索本国道路,暴力革命应该逐步转向和平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现有130个左右,大约有700万党员,原有2000万左右,因受苏联东欧剧变影响锐减三分之二。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可以一分为三:发达国家约30个,原苏东地区有28个国家,发展中国家约130个。现在这三类国家已有三个共产党通过议会和平斗争掌握了政权:作为欧洲发达国家的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1926年成立塞浦路斯共产党,1944年改为现名)于2008年2月24日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党中央总书记赫里斯托亚菲亚斯当选总统,组成一个由共产党领导并联合社会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于2008年4月大选获胜,组成一个以尼共(毛)为首的联合政府;前苏东地区欧洲的摩尔多瓦共产党自2001年以来三次通过议会斗争获胜上台执政。我认为这三个国家共产党通过和平发展道路掌握政权是国际共运的新拐点、新起点、新亮点、新特点,应该成为国际共运史学者研究的新看点、新基点、新热点、新焦点,要特别关注它们今后如何发展。它们积累的新经验和将要遇到的新挫折都很有教益。
      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共产党是印共(马),近100万党员。印共也有近50万党员。现在印度有4个共产党,即成立于1925年的印共,新建于1964年的印共(马),再建于1969年的印共(马列)和另建于2004年的印共(毛)。前两个党奉行和平过渡路线,印共(马)联合印共在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喀拉拉邦长期连续执政,尤其是在西孟加拉邦六次连选连任,执政30多年之久,绩效显著。后两个党奉行武装斗争路线,屡遭挫折。印共(毛)于今年4月22日在印度议会大选进入第二阶段前夕,还在东部地区短暂劫持一列火车,以显示实力,约500名乘客虽然都被释放,但是这种做法不得人心,也不适合时代潮流。
      日共有40万党员,现在每月入党的年轻人约有1000人,小林多喜二创作于1929年的日本无产阶级经典小说《蟹工船》一书几个月内销量达50万册,累计销售已突破百万大关。日本人希望日共能改名,如改为人民党。这是因为苏共给各国党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第一,急于求成,日本人称布尔什维克为过激派,奉行过激主义;第二,党内过度集权,缺少民主,实行领袖个人专断。现在日共在议会已争取得到16个席位(共有700多席位),在地方议会中先后有近5千人当选议员,还有不少人当选为市长、区长,积累了在地方执政的经验。在日本,除了成立于1922年的日共拥有较大实力外,还有1969年另建的日共(左派)、1973年新建的日本工人党也有活动和影响。
      当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世界共运有六大不良遗产:第一,上世纪30—5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第二,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文革”的大批斗;第三,70年代越南的大逃亡;第四,1975—1980年代柬埔寨的大屠杀;第五,1989—1991年的苏东大剧变;第六,至今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依然对不少国家的党有大影响。这使得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重阴影和不良形象。我早在1995年就提出世界共运要重新搞起,但不是从头搞起。以往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刻总结,坚决改正,世界共运要全面重新振兴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长期努力,艰苦奋斗。
      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仍然有国际联系。从1998年起几乎每年都召开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2007年的第九次会议在明斯克召开。第十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代表会议于2008年11月21日到23日在巴西首都圣保罗召开,参加的有73个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执政的五个共产党都有参加。但中共代表在这几次国际会议上都没有发言,实际上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现在各国共产党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仍然有很大分歧。例如,大多数在野的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有的执政的共产党主张搞社会主义全球化,我们党主张积极参与以新科技革命为先导的全球化,在改革开放中与资本主义既合作又竞争,以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实力。这10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代表会议只是各国党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的平台,只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就重大国际问题作出决议、发表宣言,并没有要求各国党必须采取那些共同的革命行动,更没有产生常设的国际领导机构,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国际共运历史上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也与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那三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代表会议迥异。当今的国际会议是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各国共产党保持国际联系的一种方式和形式。此外,西欧几国共产党自1992年起举行过十几次“西欧左翼论坛”,印共(马)于1993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75周年主办过“当代世界形势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理论研讨会,有21个共产党的42名代表参加会议研讨。2003年摩尔多瓦共产党邀请左翼政党参加该党主办的“科学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交往与多边交往也在逐步增多。
      从上述可见,世界共运近30年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新成就和表现出的新特点,可以简明地概括出六点:第一,没有中心统一领导,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第二,中、越等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第三,许多国家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多样化、多元化,甚至出现共产党的多党化,这就打破了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硬性规定一个国家只允许有一个共产党的固有传统,这样能够避免党内残酷斗争,有利于平等竞争,争取群众;第四,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共运的战略要从暴力革命、狂飙突进转变为和平发展、逐步渐进;第五,在资本主义世界,已出现共产党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取得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先例,如摩尔多瓦、塞浦路斯、尼泊尔、印度等国;第六,各国共产党不是各自为政、孤军独战,而是有新的国际联系形式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