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全面现代化才能实现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 李景鹏:《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传统社会主义价值 / 2016-11-09 22:55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依据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发展学说观察人类社会而得出的合乎历史规律的结论。由于苏东巨变,这一科学结论...
           自从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152年了。152年来风云变幻,沧海桑田。随着世事的变迁,宣言中所涉及的许多具体事情已被人们淡忘,其中许多结论也许已经过时,但宣言的基本精神却仍然保持着真理的光辉,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前进的航程。这个基本精神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信念。我们之所以坚信这一论断,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对这一规律的论证,首先是根据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发展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不管多么曲折,其总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发展的动力来自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人类历史也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处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之中,而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作为当代社会发展主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是永恒的。当走到自己的尽头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个比它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就像在历史上它不可避免地代替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一样。这个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运用发展学说来观察人类历史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其次,对这一历史规律的论证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等等的变迁都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反映,都只能从这一矛盾中得到说明。人类社会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就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那么社会生产就决不会停止,而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不会停止,因而也就存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当这种动力把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推向发展的最高点时,它就会使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衰落和灭亡,从而推动着一个新的社会诞生来替代资本主义,使人类社会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也就在这个更高的层次上开始了新的矛盾运动。再其次,对这一历史规律的论证还根据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矛盾运动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并分析了这一基本矛盾虽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同时也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向衰落和灭亡。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其自身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偶然因素影响的结果。这就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发展到其顶峰后必然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趋势,而且为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轨迹。
     
       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对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的信念,并不是一种宗教或迷信,而是有着坚实的科学理论根据的。然而近十年来,由于苏东巨变所引起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使这一科学的结论正在受到愈来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看到,人们对于“两个必然”的怀疑,并不是因为论证这“两个必然”的理论基础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顶点作为自己起点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才能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它们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它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被看作是同一个时代的事物。如果说有一种和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同一时代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在理论上我们便陷入了悖论。虽然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当一系列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还会残留着一些仍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但它们已不代表一个时代,而是从属于新的社会主义时代了。这和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代的主流仍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则是个别的、非主流的现象,其本身并不能体现出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的时代。这种现象是违背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基本逻辑的,所以说是理论上的悖论。另外,如果说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应该是世界现代化之后的社会。因此,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上也是一个悖论。然而,事实上世界却出现了一系列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呢?这里确实蕴含着理论上的矛盾,而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便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这“两个必然”时,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当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估计是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的,即他们认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代,资本主义已处于其发展的顶点,即将走向灭亡了。这一估计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在理论上却没有任何逻辑的矛盾,更不曾陷入悖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完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自然历史过程的实现,又需要有人的参加,这样便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样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个是人们的意志和行为起作用的过程,即阶级斗争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斗争的过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作用,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形成的暴力,起一种帮助新社会诞生的接生婆的作用。除此之外它不能起更多的作用。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暴力起作用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经过充分的发展,已经完成了它在人类发展中的历史任务,它的生命力已经发挥殆尽,或者说它已经彻底熟透了。这时,运用阶级斗争的暴力给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把资本主义推出历史舞台,把共产主义推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上述的两个过程的交汇点。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经过长期的酝酿,使无产阶级的力量能够积蓄到足以实行最后一击的程度。而在这最后的一击之后,社会便将一劳永逸地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建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也就是它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之后,国家就被送到文物陈列馆里去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完全成熟,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已经到了转变的关头。这样,革命自然被提到了关键的地位。所有这一切设想,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可是一旦把这一切付诸实现,马上便会产生理论上和逻辑上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估计和判断上。马克思之后的所有共产党人几乎都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和最高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还特别强调帝国主义的出现表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发展到了腐朽和垂死的阶段,也就是即将灭亡了。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空间还远远没有被用完,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还远远没有被消耗殆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任务,它还远远没有熟透。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没有发展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折的历史关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又能够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呢?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本身有着与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没有直接联系的特殊规律。事实上革命的发生并不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是取决于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即所谓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而被统治阶级也不愿意再照旧生活下去的状况。只要在客观上出现这种形势再加上主观上的组织、动员和制定正确的策略,革命就有可能发生并取得胜利。因此,革命危机的成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把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所发生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呢?第一,因为这些革命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而共产党人是由“两个必然”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并且完全接受了上述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估计。第二,即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仍不充分,但由于在革命中已经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那么逻辑的结果也就必须使革命后的社会冠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了。第三,作为革命者都希望自己能亲眼看到理想的实现,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任何把理想推向遥远未来的意见。第四,也是为了从策略上使人民为革命付出的代价能从精神上得到某种补偿。等等。而这样做的结果便造成一种反向的证明,即凡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都应当证明,在这些国家中社会的发展已具备了“两个必然”的条件,进而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已经达到了“两个必然”的转折点。这样,本来是由于革命自身的特殊规律所造成的结果,却成为人们继续坚持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的理由,从而产生了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并未发展到它的尽头和终点,那么所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实际上都人为地割断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以为人为地割断其过程就可以把它彻底消灭了,也就是说以为可以人为地改变或替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自然历史过程,把后资本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的原则作为现实的原则而在社会中推行。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等。
     
       但是人为地割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真的改变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了呢?实际上,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根本不理会人们的愿望和意志的。一切仍然是按照社会自身的规律发展着。人为地割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要用一种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所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如果说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在当前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的话,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用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方法来实现现代化,或者也可以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实际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愿望加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走向现代化的方式。而这里所实行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实现现代化的方式集中地表现在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这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是有根本区别的。因而这些制度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办法,只是把原来资本家的强制变成了国家的强制。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社会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劳动产品极其匮乏,人们只能过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任何剩余。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社会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蒙昧和野蛮的时期。经过经验和技术的积累,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使人类开始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等于能够实现剩余产品的积累。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而且,总的说来自从人类产生直到今天,人类需求发展的速度比生产发展的速度要快些。因此人类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为积累剩余产品所提供的余地,会立即被人们的需求增长所填平,使得社会很难划分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扣除剩余产品就意味着压缩人们的必要消费。要求生产者自愿地同意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剩余产品的扣除从一开始就是靠强制来实现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强制的对象最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这就是战争的俘虏向奴隶的转化。当人们惊奇地发现从每个奴隶身上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汇合在一起却变成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一种制度巩固了下来。由奴隶社会开始的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强制性积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使人类迅速地进入文明社会。使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后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不同方式。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已经消灭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状态的,而前提则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现实的生产资料国有制完全是两种不同时代的事物。因此,以国家所有制来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是不确切的。首先由于国家具有特殊利益,它不等于社会。其次,它作为非个人的所有制,既可以造成谁都不关心共有财产的状况,又可以造成任意一种社会力量对它的攫取。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是自发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创造条件的话,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则只不过是有意识地为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创造条件。可见,这两种社会除了在人们的心理上和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上不同之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事实上它们也都处于同一历史时代,完成着同样的历史任务。人为地强调两者的对立,除了满足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之外,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方式的选择上是否合理呢?人类历史自发地选择资本主义作为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创造条件的一种过渡或一种工具,而我们却完全摆脱这种自发的选择,是否能够成功呢?事实证明,我们原来所走的那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成功,而且几乎把我们引向崩溃,并使其他许多国家已经走向崩溃。正因为如此,才有改革开放,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对外借鉴的结果,使得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愈来愈小。回过头来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我们原来的那种对立的思路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当然也不能说这种思维方式的盛行是没有客观原因的。实际上正是百年来所逐渐形成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培育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自从共产主义这一怪影在欧洲徘徊以来,资产阶级世界便感到极大的恐慌并对它充满了敌意。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便愈来愈深。而且双方都愈来愈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对立。这就在心理上造成极大的裂痕,从而就持续地产生着敌对的行为,互相破坏、互相毁灭对双方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与无产阶级时刻牢记打碎旧世界的同时,资产阶级也极力破坏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成就——从扼杀巴黎公社到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到策动苏、东巨变,以及目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等等。这种历史形成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立,并不因为在现代化方式上双方的逐渐接近而有所消除,也不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任何缓和与友好姿态而有所改变。这也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件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事情上,都必须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以示区别,例如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同时也使我们对借鉴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体现的人类共同经验时,不能不保持极高的警惕和抱有很大的疑虑。这个由具体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人为的对立,是人类无法回避也无法避免的。但是它并不是属于历史规律范畴内的事。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在历史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历史偶然性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早熟的结果。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过早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规划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为其提供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结果便把革命的规律当成了“两个必然”的规律,从而造就出一系列的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也曾说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或资产阶级权利)”等等这样的话,说明他们还是认识到革命本身并没有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则坚持人类意志可以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因而也就过早地造成了两种制度的对立。以至于当我们发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早已做过的事时,我们已经无法摆脱这个早已造成的对立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可是从微观上来说却成为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的紧箍咒,成为发展的重负。但是既然对立已经产生且无法摆脱,既然我们无法说服对方放弃对我们的敌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偏见,我们也就只好继续保持着这个对立,但是这种情况并不等于我们要强调这种对立,更不是要加深这种对立。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强调这种对立并加深它,那我们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发展设置障碍。这就会使我们以特殊方式进行的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遇到极大的困难。然而不强调对立是否也不能强调差别呢?我们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所进行的现代化难道与资本主义名义下的现代化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吗?应该说差别是有的,也是应该强调的,但这不是时代的差别,而是历史条件的差别和具体国情的差别。人们常常说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区别就是一个强调平等,一个强调自由。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了解到,我们所能想象的平等与自由的对立其实并未超出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分歧。强调平等并不是我们的专利,我们的专利其实是平均。实际上人们强调平等还是强调自由往往和发展阶段有关,同时也和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或立场有关。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目前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中体会到。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指出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之后的社会,它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处于同一时代。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事物。既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所要实现的历史任务也是一样的,那么也就不能说它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其差别只能是实现现代化方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不管是来自国情还是来自阶级性,都不能改变现代化本身的历史内容。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困扰着人们的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不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是对上述问题没有认识透彻。然而对于所谓不得不保持的对立又应该如何对待呢?的确,我们不强调和加深对立并不等于没有对立,但我们也知道这种对立是历史造成的。无产阶级是靠觉悟取胜的。既然过去在历史条件并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觉悟到用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对现代化使命的新的觉悟去尽量减轻由历史造成的这种对立呢?当然,即使减轻了这种制度间的对立也不等于消除其他方面的对立。事实上,各个国家之间包括西方国家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对立,甚至宗教和文化的对立。但这不同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制度的对立,至少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没有那样大的阻碍。至于未来,当历史为“两个必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之后,在共产主义真的要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两种制度的真实的对立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至少暂时不必去管它。或许资产阶级也会因为觉悟到将来总有一天要被消灭,因而从现在起就不断地加深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妄图摆脱未来的厄运,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奉陪。但至少从我们这方面没有必要去主动地加深对立。特别是不要因此而阻碍我们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借鉴。既然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本质上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不受其干扰,大踏步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这应该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的态度。当然,问题并不到此为止,它还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处理。
     
       首先是关于意识形态与一般政治控制的交错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共同任务就是对社会进行政治控制。也就是进行以领导、决策、组织、协调、灌输、服务等等为内容的政治管理。通过政治管理来规划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政治发展的目标,来维护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和基本政治秩序,来保障人民的一般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从而使社会生活正常地进行。这些都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必须要做的,也就是它所要进行的一般政治控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这种一般的政治控制不得不与意识形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不得不将意识形态贯穿在政治控制之中,使政治控制带上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于是在对立的双方各自的政治控制中,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就被提到最重要的地位,成为政治管理中的最敏感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管理的交错。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而当这些问题被强调到极端的时候,就会从中生长出颠覆和反颠覆的内容来。面对这样一种历史造成的既成事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自然也无法置身于对立之外,无法使我们的政治控制完全与意识形态相脱离。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保持对立的情况下,尽可能缓和对立,至少不做继续加深对立的事,以便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顺利地推进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但是在对内的政治控制方面完全放弃意识形态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已成为政治控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人民已经把这种状态视为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某种失控状态。这也是任何一个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正确地处理意识形态与政治控制的交错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正确地发挥意识形态在政治控制中的作用,使之在加强社会凝聚力、培育社会道德、帮助建立社会生活的各种规则、促进法治建设等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尽量减少其在各方面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不要让它成为某些反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势力的工具。
     
       其次,在民主建设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不同于古代民主。乔·萨托利曾在他的《民主新论》中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了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的区别,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现代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本无民主问题。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应该是超越民主的。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而作为国家形态来说,除了政治统治这个层次之外,即使从政治管理层次来说,也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模式。而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一种多数人的自我管理的模式。至于这种多数人自我管理模式的具体内容和运行机制,我们现在还很难想象,但其本质无论如何是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不同的。当然,我们在强调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的时候,虽然也涉及到民主的阶级性问题,但主要地是强调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政治发展的贡献。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现代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管理的形式,它很好地体现了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最好的管理形式。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建设现代社会,引进民主这种政治形式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却要给它戴上一顶帽子,叫做社会主义民主。这在理论上便又陷入了悖论。情况之所以如此,还是意识形态使然。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我们又认为自己是处于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因此就不便于承认我们所实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是必须把两者说成是根本不同的,这样便把意识形态引入了民主建设。而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人为地为民主的发展设置了许多禁区和障碍,把许多应该做的事以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为借口而否定掉了,使得民主的发展十分缓慢而曲折。所以,民主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也是一个虚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它对于民主的建设没有任何好处。然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说法已经产生,并且被一系列的文件所肯定,要想把它从社会生活中抹掉也是不容易的,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也只好默认它。但是,默认它并不等于强调它。在实际的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越淡化越好。
     
       此外,在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社会文化结构方面等等,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极大的影响从而也造成其发展中的各种困难,本文在此不一一分析。
     
       总之,由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在认识上的偏差,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很难为自己定位,因而也很难以十分明确的态度来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挑战,特别是与现代化相关的各种问题的挑战。这是社会主义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而要想冲破这个困难,就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待现实。在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影响的情况下,使之尽量淡化,并在各个领域中以法律和道德逐渐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