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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光明:罗莎·卢森堡民主思想在当今的意义和不足———重读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两篇论文

    传统社会主义制度 / 2017-01-08 00:52
    本文对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两篇著名文章作了重新分析。认为: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批评、对十月革命后苏俄政策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力呼吁,在相当程度上触到了社...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罗莎·卢森堡思想深邃,才华横溢,有多方面的理论贡献。但在中国,人们最重视的还是她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其所以如此,自有深刻的现实原因。中国人开始了解卢森堡的这些言论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文革”,人们从无数血的惨重教训中痛感民主问题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六七十年前卢森堡针对苏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民主观的论述一旦被发掘出来,立即就使人感受到振聋发聩的力量。于是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被迅速译成中文,出现了一批研究卢森堡思想的论文和书籍,甚至形成过一股小小的研究热潮。至今仍应该承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研究领域中一项很大的成就。然而今天回顾起来也应当看到,当时的多数研究在深度上毕竟是不够的,而这里面的原因首先应当归之于那一时代的种种局限。当时关于早期苏俄革命的一切领域差不多都还是未被触动的禁区,而卢森堡的批评恰好又深入到了这个禁区中的最敏感地段,这种情况自然会迫使研究者们在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欲言又止,戴着桎梏跳舞,以致不得不经常采取折衷调和的做法。这在那个时期是很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到了今天就已经不再能使人满足了。今天重新考察卢森堡的这些论述,应当可以更开放、更深入一些,真正超出以往的有限眼界,对卢森堡的思想展开更加独立的分析和评价。
           卢森堡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两篇著名论文即190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写于1918年但直到她去世后才发表的《论俄国革命》中。[1]两文时间相隔十四年,但前一篇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策略,后一篇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施政原则,彼此间有密切联系,思想上首尾相顾,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研读。
           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以组织策略上的分歧为缘起,统一的俄国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双方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唇枪舌剑、充满火药味的论战中,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列宁写出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猛烈抨击孟什维克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并对自己的组织策略作了系统详细的阐发。此书刚一出版,便以其前所未有的大胆主张,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便是对此书的直接评论。
           熟悉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从1902年的《怎么办?》到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策略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的核心要点在于,认为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独立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活动中创造出来并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怎么办?》)。由于这个缘故,社会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应当在整个运动中承担起指导、指挥工人阶级的核心作用,他们所结成的革命家组织也就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原则,以便保证从中央到基层、从职业革命家到外围阶级群众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此排除机会主义的侵蚀渗透,并随时为可能突然爆发的革命做准备(《进一步,退两步》)。这些观念到后来几乎为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所熟知并服膺,但在那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般观念中却不啻惊世骇俗的独特言论,因此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卢森堡并不反对集中制,相反,她承认“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2](P501)。但在她看来,列宁所主张的并非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集中制,而是某种特殊的“极端集中主义”。读者此处须注意的是,根据卢森堡的看法,这两种集中制之间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集中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实质上的根本不同。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是历史上第一个直接由阶级群众自己独立进行的政治运动,因此它所需要的集中制,毫无疑问应当是由无产阶级大众自觉自愿实行的集中制,即她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自我集中制”。而列宁所倡导的“极端集中主义”,在她看来却全然是另外一回事:
           “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2](P504)。
           按照卢森堡的意见,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2](P497)。她认为这不但不会加强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和战斗性,抵御机会主义的影响,相反,只会使工人阶级成为被“监管”的、完全被动的、缺少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卢森堡显然是从她所目睹的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机会主义日益盛行的事实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从领导机构中而不是阶级群众中最容易产生保守主义和机会主义。把这个结论运用于俄国的运动,她尖刻地批评说:“如果人们像列宁所作的那样想把具有消极性质的独断专行的全权赋予党的领导机关,那么这恰恰是把每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保守主义(这是从这些机关的本质中必然产生的)人为地强化到危险的程度……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2](P508)
           出生于波兰的卢森堡熟谙俄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在她眼中,列宁的组织集中制主张在实质上只不过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旧传统中老的民粹主义密谋思想的复活而已,只是———用她挖苦的说法———“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的身分出现”[2](P517)了。针对列宁想要依靠革命组织的高度集中制来保证运动正确方向的主张,卢森堡断然提出了自己的相反意见:“承担舵手所起的这个作用的唯一客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它坚决要求应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自己向历史辩证法学习的权利。最后,我们还要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2](P518)
           从卢森堡的这些态度激烈的批评中,不能否认,她在颇大程度上是以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参照,不自觉地站在西欧的基地上讲话的。例如她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群众行动的自发性通常先于领导者的自觉性,关于“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领导机关“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等等看法,就都是从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观感中得出来的。
           然而,如果由此把卢森堡的批评仅仅说成是一个不谙俄国“国情”的西欧人在那里“下车伊始哇哇喇哇喇”,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务滥施指责,那也是不正确的。卢森堡所反映的,其实也正是当时第二国际范围内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固有信念,而这种信念最初又是本源于经典马克思学说的。它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注定要承担起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内在地具有自我解放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自始至终应当是一场人民大众的事业,任何革命政党都不可能代替无产阶级去包办这一事业。为这一信念所决定,那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之间的政见怎样分歧,无论他们属于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接受在工人阶级之上还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高度集中的革命家集团的意见;当他们听到这一意见时,都会立即在心中激起强烈的反感。所以毫不奇怪,当时从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随后普列汉诺夫也加入进来)到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全都不同意列宁的组织策略主张。考茨基就曾委婉地表态说,如果一定要在马尔托夫和列宁的主张之间做二择一的选择,他宁择马尔托夫而不支持列宁。[3]普列汉诺夫则激烈地把列宁的组织策略称作“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波拿巴主义”。他讥讽地预言说,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中央委员会集中制必定会导致中央委员会到处排斥持不同意见者并培植亲信,于是其结果只能是:每逢代表大会召开时,精心挑选过的亲信们齐声一致地向中央委员会高呼“万岁”,赞成它的全部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行动,鼓掌欢迎它的所有计划和动议,“那时我们这里的确不会有党内的多数或少数,因为那时我们这里已经实现了波斯国王的理想”[4](P69)。应当说,卢森堡的上述评论与这些批评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问题只在于:一方面,卢森堡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更为系统更为充分,因而也更加有力;另一方面,卢森堡后来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出了名的左派大思想家,以反对机会主义、倡导激进革命和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而著称,以她这样一种地位,其意见就更加容易受到后人的重视。
           如果说,卢森堡关于组织问题的上述意见还只是表达了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观念的话,那么,1918年她在狱中所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亦即后来发表的《论俄国革命》则独树一帜。它既不同于中派和右派对俄国革命的一味责难,也不同于一般左派对俄国革命的盲目称颂,而是在对这次革命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前提下,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卢森堡的这篇文章同时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如土地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等),因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此处略而不谈,而只专门考察她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按照那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中崇尚自由争论的习惯和卢森堡个人一贯的直率风格,这些意见再次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在这篇文章里,卢森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俄国革命的热烈支持者、坚决与布尔什维克党站在一起的左派战友。她痛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西欧“政府派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她盛赞“列宁的党”为“惟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党”,说“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5](P483)。即使是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在她看来确定无疑的错误,也被她归咎于西欧社会民主党及其影响之下的西欧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信号的拒不响应和无所作为。只是在作了所有这些无保留的声援和支持之后,她才来对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检验”。她认为作这种检验理应是一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国际同志的责任,无论对俄国革命还是对世界革命都只会有好处。因此,她批评起自己的俄国战友来也是毫不含糊、绝无客气的。
           卢森堡是从评论解散立宪会议事件开始的。她对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大力宣传召开立宪会议,而一旦政权到手便解散立宪会议之举持反对态度,因为她认为“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都是“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5](P488)。“原则上否定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只想依靠苏维埃”,在她看来是一大政治错误。她承认,任何民主代议机构都有其局限性和缺陷,然而“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渊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5](P497)。
           正像卢森堡自己一再声明的那样,她绝非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崇拜者。她之所以重视立宪会议和选举权,并不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经典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出发的。她认为,社会主义既然本质上是由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自己去创造去推动的历史事业,而不是少数革命家的赐予,“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5](P501)。卢森堡反复说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需要的,但这一专政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大众的民主。“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5](P504)。“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5](P505)
           正是上述基本观点使卢森堡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面前提出这样的警告:不仅仅选举权,而且所有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制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6](P418)不仅如此,卢森堡更直截了当地强调:“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7](P93)
           卢森堡大声疾呼地提醒说:“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边无际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上面的引证已经够多了。在尽可能完整忠实地展现了卢森堡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之后,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卢森堡在要不要革命这个问题上固然与布尔什维克坚决站在一起而与改良主义者根本对立,但在怎样革命以及革命后应该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上,却都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对这些分歧到底应该怎么看?
           依本文的看法,以上卢森堡的批评,虽然只涉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某些早期政策,但在相当程度上触到了苏俄模式社会主义的核心,因为,在党的组织中实行高度集权并进而推广到国家权力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正是苏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日后斯大林模式的一切基本原则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甚至早在1903年时就已经确定好了的。并非如此。从列宁的建党思想到斯大林时期的领袖个人极权政策,并非一种“一脉相承”的简单继承关系,而是一个有着复杂曲折线索的历史演变过程。列宁在党和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与斯大林有着重大区别。公正地说,正是列宁时期首先在党内实行了严格的集中制,取得政权后又一再加强国家权力的威权和对社会生活的控制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在列宁的主观意图中,所有这些都只是出于严酷斗争形势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暂时政治手段,一旦条件变化、形势缓和,就应该立即改换政策,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因此,列宁本人无论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在党内外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是比较注意发扬民主作风的;当他提出限制言论自由、批评自由等政策时,也总是心怀歉疚地作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说明。而斯大林却大为不同,他毫不踌躇地把自己的大权独揽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成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最高管理者。正是在他手上最终建成了卢森堡所担心出现的那种社会主义官僚的“代管制”。因此,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评虽然是直接针对着列宁时期的,却不如说更像是对斯大林时期的准确预言。
           然而,卢森堡在她那一时期所作的批评之所以准确地预见到了后来斯大林时期的现实,也就恰好说明在她所批评的现象与后来出现的情况之间,至少有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在我看来,主要不在于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而是在于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如刚刚所说,列宁当初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制定高度集中制的原则时,是着眼于在落后野蛮的沙俄专制主义大帝国里,既无议会民主制可以利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又随时可能导致革命爆发的现实状况,其目的则完全在于尽早夺取政权。由此出发,他认为可以首先牺牲一下党内的“民主形式”,以便把权力集中在一小批最有头脑、最有经验和最富于对事业的忠诚心的职业革命家手里。从夺取政权的目标来说,这样做当然十分有效,但由此而宣布“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8],则显然走得过远了。正因此,列宁在后来对自己的主张作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事实上等于承认自己起初是矫枉过正了。[9]在此后的许多年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并没有实行后来的那种集权制,还是存在着相当广泛的民主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甚至不同派别的存在都是允许的,党的代表大会也确实发挥了最高权力的作用。但是,若同欧洲其他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则无疑是最严密的,集中程度是最高的。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一特点,它才能够在风云激荡的1917年表现出对其他党的政治优势,从而在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中抓住时机,一举夺得了政权。
           取得政权后,按照本来的设想,应该可以改变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实行广泛的党内外民主,“还政于民”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中所预先描绘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图景。然而,形势很快就证明这根本是做不到的。布尔什维克是在几乎所有其他党派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单独使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其他各派立即愤怒地起来与新的政权进行决死斗争,内战很快开始了。残酷的形势逼迫着布尔什维克集中一切力量和手段进行战斗,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秋,他们如果不想在政治上自杀,除了不断加强集中制之外也就确实别无它法了。因此,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不是照起先设想的那样,朝着扩大大众民主、促使国家消亡的方向走,而是朝着把权力不断收揽到少数领导者手中的方向走;相应地,在理论上也越来越强调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批判。沿着这条道路,到了内战结束后,政治权力逐步集中到了党和国家的执行机构手里,而最终是集中到了书记处这个起初并不怎么重要的办事机关手里。伴随着这个过程,官僚主义在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各级领导部门中普遍地滋生和蔓延起来,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终于引起了晚年的列宁的深深忧虑。在列宁一生最后岁月的政治思考中,反对官僚主义是最主要的课题之一,也是使他大伤脑筋的问题之一。列宁所设想的一系列措施,如改组工农检察院、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分比例、加强人民对国家和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等,直接间接都是针对官僚主义问题的。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正当列宁为反对官僚主义而绞尽脑汁的时候,他去世了,政治集权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下去,终于导致党内领导层的严重分裂和卢森堡所预言的“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毫无疑问,列宁如果能够活得更长一些,情况可能大为不同,至少不至于出现后来斯大林时期那种令人厌恶的个人极权和大规模的杀戮异己。然而,如果像今天论者们常见的那样一味惋惜于这类不幸的偶然性,则又未免失之肤浅。事实上,如果我们只能把某一事业的前途冀望于领袖个人的英明谦逊而不是事业本身所不断创造出来的内在活力,那大致就证明了这事业本身的基础不够宽广和内在机制的相当脆弱。诚然,布尔什维克党起初只是出于暂时的需要才采取了卢森堡所批评的那些政策,但是政治生活这个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有其自身的客观逻辑。为了具体贯彻落实一些政策,就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和建立一整套相应的机构,由此也就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求。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最初只主张暂时运用一下“专政”的人们,最终很可能得到与他们的崇高理想大为不同的结局,这也就是所谓绝对的权力的必然结局。在这里又用得着卢森堡的话:“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在无数的历史教训之后,我们今天不能不把视野由偶然性深入到必然性中去,以更大的注意力去研究历史过程中的内在联系而不要总是纠缠于“违背”之类的纯认识领域中的断裂;去注意“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而不要总是慨叹于一些个人的良好意图为什么未能得到实现。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如何为卢森堡的思想作历史定位的问题。根据以上所述,本文不能同意过去(至今也还存在)流行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好心地把卢森堡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调和起来,把她的批评解释成仅仅是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框架里就某些具体策略所作的批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依本文的看法,卢森堡的批评应属于列宁主义之外的又一种马克思主义主张,即自治社会主义的主张。
           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过,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有三种主要类型,即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和自治的社会主义[5](P533)。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即是至今已经在西方世界流行了百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肇始和最初形式正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它依靠一个按严格纪律和等级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的革命家集团指挥群众去夺取政权并建立起党与国家权力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对整个社会生活实行“代管”式的控制和管理,这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确曾起到过推动作用,但其内在的缺陷和恶果也随着历史发展而愈益彰显出来,以致后来到处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卢森堡早在这一模式尚处于萌芽期时就深刻预见到了它的必然逻辑结果,这是她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她用来作为替代主张的则是自治社会主义。
           自治社会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有主张。它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自己建立、自己管理、以大众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从而拒斥任何来自上面的、代替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实行代管的做法。卢森堡民主观的宝贵之处在于深刻把握了这一实质,并以此坚决反对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理论和政策。卢森堡对苏联模式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批评,开创了后来既与改良社会主义也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相对立的20世纪自治社会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并没有取得像其他两种社会主义那样显赫的成功,但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包括了20世纪社会主义史上一些最活跃的思想家如潘涅库克、托洛茨基等人以及二战后的众多西方左派思想家在内[10],其思想影响是不应忽视的。今天,系统地总结从卢森堡到这些当代思想者的这一源远流长的自治社会主义思潮,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研究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在对卢森堡民主观作了上述分析和定位后,也应当看到,卢森堡的这些思想,从今天的高度看并非完美无缺的,在她的思想中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首先,卢森堡大力主张无产阶级群众的“自我领导”、“自我集中”,这对于揭示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固有弊病诚然有重要意义,但卢森堡对她所批评的俄国革命中这一社会主义倾向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基础似乎缺少足够认识。她并没有清楚看到,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发展都远不充分相联系着的,是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达到实行她所期望的“自我领导”和“自我集中”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做如下两种选择:要么像普列汉诺夫所主张的那样首先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时期,然后才去进行独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就采取革命家集团手段去夺取政权———那样随后就只能实行代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卢森堡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这种落后性看来缺少足够估计,而只是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抽象认识中一味相信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这样,她对自己所揭露的俄国革命的弊病,就只能仅仅看作是革命党在策略上和政策上的一种错误,从而大大削弱了她对俄国革命所作批评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深度,并使自己的批评陷入某种抽象理想主义的境地。她曾经主张,她所领导的斯巴达克联盟只有得到全国大多数无产阶级自觉的赞同才去接管政府权力,而决不做凌驾于工人群众之上或通过工人群众上台掌权的党。①试问这在俄国是可能的吗?简言之,她谴责俄国革命的错误但却又否认这些错误的原因,这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不彻底的。
           其次,卢森堡把她所不同意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归结为俄国革命在所处国际环境中的孤立,并因此而强烈谴责西欧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影响下的西欧无产阶级的不作为。她设想以一场及时的世界革命使俄国革命摆脱错误、找到出路。这一设想在逻辑上似乎是合理的,在前景上也是诱人的,但在事实层面上却经不起考验。根据历史经验我们今天已可断言,当时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所作为固然是事实,但仅仅是政治表层的现象,其更深刻的物质原因在于,20世纪资本主义在自己的中心地区具有足够的消弭革命情绪从而抵御革命的能力,因此改良主义在这里具有长久深厚的基础。②仅仅抱怨机会主义阻碍、断送了革命而忽视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以及对西欧工人阶级大众的心理的客观分析,今天看起来,不能不认为是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深度的。总之,她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过低,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估计又过高,在这两个方面都出了偏差(这也正是当时和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病),从而使自己陷入了矛盾和孤立。事实证明,这种偏差也正是导致错误的“左”的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
           最后,卢森堡所设想的对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替代办法,看来是企望实行一种大众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在现代世界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是一种虽然美好但难于具体落实到体制和程序层面的设想,实施起来必定困难重重,至今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成为现实。而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经验表明,代议制民主仍旧是一种虽有弊病但无可替代的“最不坏的”制度。所以,走出苏联模式的现实办法,不应当是追求直接民主,而应当是首先谋求建立有严格的制度保障的程序民主。因此,卢森堡的主张虽然有着宝贵的思想内核,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今天毕竟是不能照搬过来的。
    因此,按照本文的意见,卢森堡的民主观至今在批判的意义上仍旧保持着宝贵的价值,在积极的、建设的意义上则已不能使人满足。今天的做法应当是:既继承又超越,吸取卢森堡思想中的内在的民主精神,并运用为世界近现代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更加现实的手段去落实它们。

    参考文献
    [1]1991年,德国学者费力克斯·梯希(FeliksTych)在莫斯科的档案中发现了一篇从未发表过的卢森堡的文章,手稿为波兰文,写于1911年9月或10月初。在此文中卢森堡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纷争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她尖锐谴责取消派的机会主义以及托洛茨基的主张;另一方面,她再次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策略提出了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此文看作对上述卢森堡两篇文章的重要补充。此文目前已由中央编译局李宗禹研究员根据梯希的德文译文和2004年在纽约出版的《罗莎·卢森堡读本》(TheRosaLuxemburgReader)中的英译文译成中文,并收入即将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重要文选”之一出版的《卢森堡文选》。
    [2]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火星报》第66号。
    [4]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4.
    [5]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1).
    [9]此处还应该添加说,这一思潮还包括中国“文革”期间一批分散的、个别的青年思想探索者,他们在痛苦而闭塞的条件下经过对现实的艰难反思,几乎是无师自通地独立达到了自治社会主义的结论。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叙述,可参见印红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未刊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10]我在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和《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005年版)两书中对此均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