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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俞良早:工农国家须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经典作家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

    传统社会主义制度 / 2016-12-15 09:56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腐败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赞扬和主张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撤换制以及付给公职人员同工人同样数额的工资。列宁在准备十月革命和苏维...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腐败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赞扬和主张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撤换制以及付给公职人员同工人同样数额的工资。列宁在准备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强调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以进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设,主张采取“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是社会主义史上一个历史悠久、但远未完成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研究无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原则和途径时,提出并执行了这个任务,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重要的理论。他们提出的原则和一些重要理论,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对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和撤换制、付给他们同工人同样数额的工资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掘他们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思想,可以发现,他们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和内容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腐败现象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1891年,恩格斯在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写作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揭露和批判了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过程中的腐败现象。19世纪中期以后的美国,处于所谓“镀金时代”,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也是腐败空前严重的时期。如政府机关贪腐成风,海军部在军舰采购中大收回扣,陆军部公开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内政部、财政部与土地投机商勾结瓜分西部大片土地,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主要海关无一不是贪污黑巢,驻外使节盗用国家名义诈骗巨款后逃之夭夭。特威德担任纽约市长期间,纵容全市公职人员报假账,使虚报比例高达85%。[1]针对美国国家机关及其政客的腐败行为,恩格斯揭露道:“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2]12 他说,在美国,从表面上看,没有王朝,没有贵族,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用于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常备军。“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2]12恩格斯的意思十分清楚,美国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貌似民主和公正,实则是一帮政客利用议会、政府为工具掠夺人民,“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即无耻地贪腐。
           马克思在名著《法兰西内战〈初稿〉》中,严厉而深刻地批判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贪污腐败的行为。当时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批心狠手辣、玩弄权术、腐败堕落的冒险家,如曾经同路易·波拿巴一起进行冒险勾当的老搭当波西尼,此人被皇帝册封为公爵,担任内政大臣。他曾厚颜无耻地解释路易·波拿巴既营私舞弊又实行恐怖镇压的政策时说:“一手拿钱,一手拿剑,我们就能把国家引导向前。”第二帝国有路易·波拿巴用金钱供养着的立法团和参议院,这些机构完全听命于皇帝,使第二帝国的意志和政策畅通无阻。在第二帝国时期,统治者对巴黎的街道进行了改建,拆除了许多狭窄的街道,修筑了环形林荫大道,修建了许多宫殿和教堂,林荫大道的两侧建起了一排排富人住宅。一小撮资本家,特别是建筑材料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发了大财[3]。马克思在批判第二帝国的腐败时指出:“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2]93这里他说第二帝国时期腐败成分大泛滥,腐朽的寄生集团的骗术能够得逞,社会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指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腐败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思想内容之二,是主张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撤换制以及付给公职人员同工人同样数额的工资。在社会主义史上,巴黎公社成功地进行了普选制即由人民群众选举公职人员的尝试。例如,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爆发武装起义3天前从全市20个区的15个区、国民自卫军260个营的215个营自下而上推选产生的。武装起义胜利后第2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发布公告,让巴黎人民准备公社选举,并公布了公社选举的日期、办法等等。在公社选举的过程中,没有以往选举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威胁和政客的收买,也没有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各种不平等规定的限制。选举于1871年3月26日进行。这天是星期日,巴黎20个区同时进行选举。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为行使真正的民主选举权而异常激动和高兴,共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有效选票共22.5万张,大大超过了参加1870年11月巴黎市政选举的人数(14万人)。选举的结果是,劳动人民通过选举,选择了自己满意的公仆。[4]
           巴黎公社成功地进行了人民群众监督公职人员的尝试。在公社中,从委员会到基层的各个部门,一律实行群众监督。在军队中,从战士中选举产生团委会、营委会等,吸收战士参加军务管理,对领导机关进行监督。工厂中则建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如卢浮军械厂成立了由厂长、工长和每个工段的工人代表组成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工厂领导机构进行监督。邮局部门建立有职工委员会,司法部门实行人民群众陪审制度等等。这样,公社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相关的领导部门,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监督。[4]
           公社还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展开对领导机构的监督。当时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有32个,巴黎有同业工会34个,有生产合作社43个。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机构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些组织经常集会,讨论公社事务,为公社出谋献策。如国际巴黎蒙鲁日支部曾发表声明,批评一些公社委员“软弱无能”;成衣工人组织曾向公社军事代表建议,将一切军装缝制任务交给该组织,以节省公社开支,公社表示赞同;公社根据面包工人团体的要求,废除了工人夜班制;女工组织配合公社,对妇女进行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因而使公社时期的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公社事业。[4]
           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公社对不良现象采取了有力的惩治措施。如4月28日公社军事委员会针对军队中不正确使用公社财物的行为颁布命令,责成军团指挥官和各营营长负责退回属于公社的财物,归还公社仓库。公社公安委员皮洛泰在逮捕犯人过程中私吞钱财,被撤销职务。6月19日公社颁布极为严厉的法令,宣布:凡被控告盗用公款、强占和盗窃公物的人员,一律交付军事法庭审判。[4]
           对于公社的普选制、监督制和撤换制,马克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2]55这里,他赞扬了普选制,肯定所选举出来的公社委员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肯定社会公职已经不再是“私有物”即不再是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实际上是高度肯定了公社进行普遍选举的结果。他肯定公社委员是“负责任的”和“随时可以罢免的”,实际上是肯定了公社所实行的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制度和撤换不称职人员的制度。他还说:“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2]57这里的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选制包括议会选举制,是一种虚伪的民主形式,因为有可能入选的都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每3年或6年一次的普选的结果只有更换了一批人物,但新入选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主或者资本家选择雇工和管理人员的权利是真实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自己的用人标准来选择雇工和管理人员。巴黎公社所实施的普选,就权利的真实性来说,可以与上述资本家的选择权相媲美。
           巴黎公社为了保证公职人员不会蜕变为“社会主人”,采取了防范的措施。如公社颁布了《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其中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支付高薪,被一些人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攫取,鉴于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不应有高薪,所以决定:公社机关职员的最高薪金为每年6000法郎。这个数额相当于当时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一规定体现公职人员不再是享有特权的官员,而是与工人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公仆”。马克思就此指出: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2]55这里,他肯定了公社实施的公职人员薪金相同于普通工人工资数额的措施。
           1891年恩格斯在写作《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时,对巴黎公社反对腐败和廉政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写道: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议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2]13这里,他将公社的重要措施归纳为“两个”:一是普遍的选举制和随时撤换制;二是对公职人员付给同工人数额相同的薪金。在他看来,作了这样的规定,使得公职人员没有任何特权和特殊的生活待遇,铲除了人们要求当官发财的动力和原因,则可以真正有效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政权的腐败行为和总结巴黎公社廉政经验而阐述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史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继续探讨这些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苏维埃政权需要“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就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提出了重要的理论。
           列宁在准备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强调,必须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以进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设。他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5]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详细地抄录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相关内容,如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人是工人或者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官吏的消失而消失。对于马克思所肯定的公社的上述措施,列宁评价说:“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6]他的意思是,巴黎公社的上述措施意味着最完全、最彻底的民主,意味着由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也意味着由“国家”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转变。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特殊力量”,是社会上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压迫大多数人的“特殊力量”。巴黎公社虽然也需要镇压敌对势力反抗,但是它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因此不需要“特殊力量”。巴黎公社已经不是“特殊力量”,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列宁以上述思想指导了苏俄国家政权的建设。苏俄新的国家机关具有精简和精干的特点。它包括权力机关全俄苏维埃和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机关人民委员会等等。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代表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1917年第二届苏维埃有代表649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维埃大会休会期间的常设权力机关,它由主席团和主席团领导下的一些专门工作委员会组成。第一任中央主席团有成员10人,最初建立的专门工作委员会不多,参与工作的人员也不多。人民委员会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关,即苏维埃政府,第一届苏维埃中央政府有11个人民委员部即政府的部级工作机关[7]。苏维埃政权机关不大,参与工作的人员不多,则所需要的财政负担不重,这是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精神的。
           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选拔优秀工人和革命士兵进入国家机关,使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如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曾选派了不少工人参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彼得罗夫斯基曾是五金工人。波罗的海某工厂的工人巴甫洛夫曾是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在这个部里工作的还有海员工会和河运工会的普通会员。从冶金工人工会、工厂委员会和社会保险团体中挑选出来的一些职工组建了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机构。皮鞋匠费里克斯·塞纽塔曾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来自波罗的海的水兵和彼得格勒“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的工人;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之一的马尔金曾是水兵,他直接负责刊印沙俄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强盗政策[8]102。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也是符合巴黎公社的原则精神的。
           苏维埃政权还赋予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根据1917年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专门法令,人民不但有选举权,同时也有罢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为了使国家的工作人员包括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在生活上不致同普通群众有太大的差距,1917年11月18日苏维埃政府还通过专门法令,规定苏维埃国家工作人员的月工资最高不能超过500卢布。这个数目相于当时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8]102。这个措施也是巴黎公社原则的体现。
           1918年春,苏俄建立新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告一段落,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生产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这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必须加强国家政权的力量,这样做的理由一是需要镇压敌对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破坏活动,二是需要打击流氓、盗窃者等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由于加强了国家政权的力量,特别是国家的权力有可能集中在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手里,这就需要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于是他提出:“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指权力集中的倾向——引者),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9]186他还说: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9]184他的思想是,必须警惕苏维埃成员变为官僚的趋势,或者说警惕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趋势,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这种趋势和保持“社会公仆”不改变颜色。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一直面临着饥荒的严重威胁。为了解决饥荒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先后采取了国家垄断粮食贸易和余粮收集制,以非常的手段收集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列宁认识到对收集粮食的工作进行监管和监督十分重要,在此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意见,采取了许多得力的措施。1918年5~6月间,苏维埃政权为摆脱粮食危机,组织了大批的工人征粮队(有的称征粮军)。这些征粮队具有军事武装的性质,担负着征粮和镇压反革命的双重任务。列宁对于组织征粮队的工作极为重视。6月20日,他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就组织征粮队的问题作专题讲话。他说:“应该设法不让那些总想浑水摸鱼的流氓和骗子混进派往农村的征粮队。宁可少派一些人,但一定要派合适的人。”[9]400又说: “征粮队的任务只是帮助收集富农的余粮,而不是……在农村里抢劫一切。”[9]400 6月27日,列宁又就组织征粮队问题给苏俄奔萨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出电报。他在电报中提出: “对征粮军人员的挑选必须审慎,使得今后在这些下乡去拯救千百万劳动群众免于饥饿而同一小撮富农强盗作斗争的人身上没有一点污点。”[9]407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提出了如下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工厂委员会在上报应征人员的名册时,由工厂委员会负责人或工会负责人对应征人员提出保证,保证这些人忠诚老实并能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任务。二是要求所有的应征人员服从领导和命令。三是要求把坚定的革命者派去领导征粮队。他说: “我相信,如果把坚定的、忠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派去领导征粮队,他们一定会组织起贫苦农民委员会,并同他们一道,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就能夺得富农的粮食。”[9]407他的上述论断,核心内容是加强对征粮工作的监管和监督,使其沿着良性的、健康的轨道进行。进入到国内战争时期后,粮食问题显得更为严峻和紧张,加强征粮工作队伍的建设以及加强对征粮工作的监管和监督更加至关重要。同年8月2日,列宁在《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中提出了如下措施:苏维埃政权派出的各个征粮队在征粮时必须给被征收者开出二联或三联收据,凡不开收据者,视为舞弊行为,将予以严惩。对待农村劳动者不公正者、在工作过程中违法乱纪者、违反规章而引起民愤者、没收私人财产时不作记录或者不把记录副本交给当事人者,“应受同样惩治”。当时由于战争的严峻形势,由于组织工作尚不到位,征粮工作已经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鉴于征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列宁于1918年底提出,必须建立各级工人粮食检查机关,即由优秀的工人组建专门检查粮食工作的机关。他指出,该机关的任务一是检查粮食工作部门完成任务的情况,如粮食工作部门是否已经征集到上级下达的征粮数量,在工作过程中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二是同广大的劳动群众建立联系并吸收他们参加运送和分配粮食的工作,促进征粮任务的完成;三是经常地向地方和中央的领导机关报告有关情况。他认为,上述这些措施将有力地保证粮食工作部门的工作者严格地按政策办事,从而能够保证这方面的工作不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实际上,上述思想也是列宁关于加强监督、反对腐败、进行廉政建设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苏俄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政权面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全面地展开了对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工作。
    列宁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监察委员会。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举行。此次大会在列宁的领导下选举产生了俄共(布)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22年3月,列宁领导俄共(布)十一大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这些文件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职权以及它的机构设置等问题,指导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建设以及它们工作的展开[10]。这一时期,列宁还领导改建了群众性的监察和检查机构——工农检查院。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政权深入地推进了监察和检查的工作。在推进党内监察的实践中,他高度重视严格治党。1921年6月,俄共(布)中央曾就党的机关同司法机关的关系,发出了一个《通告信》,其中第4条和第5条规定:共产党员如果违反了法律,司法机关应该将待审判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会委托的工作者保释;有关党委会在知晓案情以后,应在3天内就案件的性质作出结论,并使党委会作出的结论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无疑,这些规定意图在于袒护违法的共产党员。列宁针对这些规定指出:“第4条和第5条,依我看是有害的。”[11]267“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11]268他要求取消上述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使违法的共产党员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还说,对于有些党员违纪的事件,“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11]268 在列宁的干预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党的机关与司法机关关系的问题,责成有关同志对《通告信》进行了修改。1922年1月,俄共(布)中央颁布了新的《通告信》。新《通告信》载入了党员违法须交法庭审判的条文,充分体现了列宁严格治党的思想。
           当时俄共(布)党内监察的工作,是同“清党”即清理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有蜕化变质的倾向。因而俄共(布)决定开展“清党”的工作。这项工作历时半年,即从1921年8月至1922年3月,列宁领导了这项工作。在工作的准备阶段,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形成并宣布了有关决议,在全党进行了思想动员。在工作进程中,列宁提出要重视非党群众的意见,把非党群众的意见作为评判党员表现及品质好坏的依据之一。他指出:“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11]145 “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11]146 从“清党”工作的重点对象看,是那些“摆委员架子的”、利用某种特权谋取私利的人、欺骗分子、不忠诚分子和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通过这项工作,纯洁了党的队伍,整顿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组织的建设。这项工作也体现出列宁加强党内监督和严格治党的思想。
           三、经典作家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反对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赞扬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撤换制,认为公职人员必须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对选举人负责,接受选民的监督,不称职者和损害人民利益者随时可以被撤换。其根本的意图在于由全体人民对公职人员实施强有力的监督,使公职人员不敢和不能够做坏事。列宁赞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要求按此建设苏俄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机关,形成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经典作家关于对公职人员实施强有力监督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对腐败斗争的实践,党和国家的态度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强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是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所产生的监督力量不够,简单地说我们对于权力部门和掌握权力的人监督的力量不够强大。总结过去的经验,习近平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提出,必须健全权力运动机制,加强人民对权力的监督。2013年1月,他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要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2]71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对于加强对权力监督的一种形象说明。在他看来,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形成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易腐的效果。也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他领导党和国家加强了这方面制度的建设。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相继发布,迈出了用制度约束权力的坚实一步。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发布实施。2014年1月,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这次会议提出,要推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规定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习近平在会议上就此项措施说:“这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坚持了党管干部原则,又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增加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必须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12]80他在此会议上还提出,要强化制约,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动机制。强化监督,要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纪委派驻监督要对党和国家机关全覆盖,巡视监督要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习近平关于对权力进行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的认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高度一致和相连贯的。经典作家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权力监督、反对腐败斗争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反对腐败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具有启示和借鉴的意义。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腐败行为,认为第二帝国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使其肮脏目的得逞。恩格斯则旗帜鲜明地批判和反对美国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腐败行为,认为那里是两大帮政治投机家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列宁主张对共产党员贪腐的惩处严于非党员,要求举行声势浩大的审判会来审判党员干部贪腐的案件,要求对包庇共产党员犯罪的党组织连带进行惩处。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外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渗透进来,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掌握权力的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蜕化变质,成为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批判和反对腐败,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近年来,习近平将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来认识。2012年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3]12这里,他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还说,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13]12这里,他表明了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在习近平看来,如果不能反对腐败和杜绝腐败,不仅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不可能实现,而且党的执政地位都有可能丧失。2014年9月,他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14]这里,他从人心向背以及人民群众的要求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有利于全党进一步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对反腐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习近平的上述论断及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一致性,证明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证明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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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3]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