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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7期(170507号)

    立宪党导制 / 2017-05-15 22:54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7期(170507号) 时间:2017年5月7日上午9: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田燕刚、杨明宇、张锋铭、郑阳、霍沛、范不凡、李画、卜令全、焦...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7期(170507号)

    时间:2017年5月7日上午9: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田燕刚、杨明宇、张锋铭、郑阳、霍沛、范不凡、李画、卜令全、焦南凡、张正州
    撰稿人:李画 校对:范不凡

           党规研究小组第17次讨论会于2017年5月7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举行。党规研究小组在“党规之治”选修课的基础上由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组织成立,成员由来自法学理论、行政法学、宪法学、纪检监察学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组成。党规研究小组采用报告和讨论的形式对宪治理论与中国宪法的变迁、西方政治哲学相关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四个部分进行专题讨论。本次讨论的内容是《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李画就讨论的内容作了报告。

           报告人从法的理论,政体性质与政治自由三个方面对《论法的精神》进行解读。
     
           第一个问题,孟德斯鸠法的理论。

           一,从初元理性到人为法。孟德斯鸠认为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法是初元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人类存在这个世上,除人为法外,就存在一些判断是非的关系。在人为法确立公正关系之前,就存在着公正关系。但是人总是出于自己的本性而不去遵守,需要用宗教规则、道德规范、法律来提醒他自己的角色与身份。
     
           二,人为法与其他法之间的关系。自然法是指社会组成之前接受的法包括和平、设法填饱肚子、两性之间互献殷勤、在社会之间共同生存。法是人类的理性,政治法与公民法是人类理性在各个具体场合的实际运用。法律与民族精神、业已存在的政体原则与根本法、自然条件,以及法律本身的起源、目标、事务秩序之间的关系等,共同组成了法的精神。
     
           三,制定法的方式。首先,立法者必须具有宽和适中的精神,这也是《论法的精神》的写作目的,道德上的善治与政治上的善治始终处在两极之间。立法时必须综合考虑立法目的、法律效果与社会需要。其次,法律的移植必须考虑两国政制的区别。公民法依附于政治法,因为公民法总是为社会制定的。所以,要想把一个国家的公民法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去,最好事先考察一下,看看这两个国家的法制和政治法是否相同。最后,制定法律的不良事项:立法不应当使得法律渊源包含特殊决定、达成目的的方式不能过于僵化、立法者制定法律时不能代入太多个人色彩。
     
           第二个问题,不同政体的区别。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共和制、君主制与专制三种,共和政体包括贵族制与民主制。报告人通过以下表格总结了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政治自由。

           孟德斯鸠在政治自由与政制、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两种关系中论述政治自由:
     
           一、政治自由与政制

           第一,每种政体下都有自己的自由。但人民都把自己所习惯的或喜爱的政体称为自由。共和制虽有弊病,但弊病的原委是公开的,法律强势,执法者弱势,所以人们认为他们有自由;君主制下没有自由。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民主政体下人民拥有一切权力,可人民也是最不自由的。在有法可依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做他应该想要做的事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想要做的事。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静状态,源于人人都享有安全的这一想法。
    第二,只有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才有自由,但政治宽和的国家也不一定有自由,因为权力总是会被滥用,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认为英国的政制是为了实现政治自由而设计的,并对其权力分立的制度进行了介绍。
     
           在英格兰的基本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由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彼此以否决权相互制约,又受行政机构的约束,而行政机构受立法机构约束。
     
           首先,立法权应该委托给贵族集团与选举产生的代表人的集团,贵族集团的成员应该世袭;立法权应该被行政机构限制,否则会变成专制机构。立法机构不应该对等地享有钳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但它应该有权而且有权审查它所制定的法律的执行情况。
     
           其次,行政机构应该通过否决权来参与立法,在全民参与立法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提议案,与人民一起讨论,特别是税收这样最重要的立法事项。军队应该掌握在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手中,行政机关管理军队应该具有人民精神。
     
           最后,司法权独立,但不能被垄断。司法权不应与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相结合,但出于对受审人特殊利益的考虑,有以下例外:

           1. 贵族不应被平民审判,而应由立法机构中贵族组成的那部分传唤。

           2. 某人在公共事务中侵犯了人民的权利,犯下了在任官吏不能或不愿惩治的罪。立法机构中代表人民的那一部分充当原告,向贵族那一部分提起诉讼。因为人民不能又当原告又当法官。
     
           二、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

           第一,就政制与政治自由的关系而言,政治自由是由三种权力的某种分配方式确立的。政治自由与公民的关系可以体现为享有安全或者自认为享有安全 。政制的自由与公民的自由可能不一致,政制的自由只能通过法律尤其是基本法的安排方能确立,公民的自由可以通过习俗、风尚以及惯例实现。公民的自由是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认为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公民的自由最依赖刑法。刑法应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保障公民自由:依照罪行的性质定罪量刑;特别克制与慎重的某些指控(异端邪术、大逆罪、违背天性罪、言辞、思想);刑罚手段不能违背人性。
     
           第二,不同政体下的自由。共和国通过制定特殊法律消除寡头产生的可能性,鼓励公民相互指控监督,严惩诬告者制定保护弱者的法律等措施保障自由。
     
           .君主政体下,君主通过施政宽和,建立人民的意见表达渠道,保持自身的良好品行,给予臣民的尊重来保障自由。
     
            专制政体下自由得不到保障,少许民事法可以给人民少许自由。例如确立某些思想,用宗教法规取代民事法典,为专横划定范围,应该允许人民求情变通惩罚。
     
           报告人认为,依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统一恰好体现了孟德斯鸠的普遍精神。孟德斯鸠设想的三权分立是一种建立在普遍精神上的制度理性。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就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田燕刚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孟德斯鸠笔下的公民法并不是民法,他的公民法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一些内容。
     
           第二,政治自由应该包括权力分配与公民自由两个部分,其主体是公民。孟德斯鸠将政治自由放在两类关系中阐述,一是从政治自由与政制的角度,二是从政治自由与公民关系的角度。在第一种关系中他对三权分立进行了阐述,在第二种关系中则阐述刑法律如何保障公民自由,使其有安全感。
     
           第三,专制政体下并不是不存在法,而只是法律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皇帝的命令就是法,比法律更高。
     
           第四,三权分立只是孟德斯鸠思想关于制度的一小部分,其关注的是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而形成的普遍精神以及法与普遍精神的关系。
     
           霍沛认为,党员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区别在于党员的先进性,党员应该是公民群体中更为先进更为优秀的一部分,基于这种期待,对党员应该有更严的约束。就权力分配而言,在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改革的关键还在于顶层设计,顶层如果不变,基层没有政策与法律工具进行改革,也没有方向。官僚体系的正当性不仅来自于对官员道德的超前预期,而且来源于其治理技术与能力的事实优势。
     
           杨明宇认为,孟德斯鸠自然法的起点是事物之间的固有规则,这些固有规则是他从法与气候、宗教、人口等事物的关系中发现的,因此可以看出其自然法理论带有相当的实证色彩。孟德斯鸠在观察各种事物关系后提炼出了许多规则,他总结出各种政体之下的人要遵守怎样的道德,认为要在这样的道德的前提下制定有效的法律以达到理想效果。就以德治国而言,德是统治者的道德,是共产党的先锋性,是指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道德在我国语境下应该是统治者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是对长久的利益的追求。如今我们强调依规治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党,党员应该具有更高的道德,必须通过更为规范化的制度对党员进行约束。
     
     
           最后,柯华庆教授在同学们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总结和补充。
     
           第一,政体的分类是抽象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政体不止一种类型。我们在研究现实时不能停留在空中,应该停留在某个合适的中间的位置,既能看到抽象性,又能看到特殊性。科斯批评老制度经济学,认为其研究过于泛泛,没什么价值,而新古典经济学是完全抽象的,不够真实。经济学上的假设既要易于处理,又要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避免完全抽象,忽视人的特殊性。如果不去观察研究人的现实行为模式,将制度设计建立在过于抽象的假设之上,这样的结论就会“放之四海皆不准”。
     
           第二,我们不研究专制适用的条件就不能了解民主。因为从长期历史来看,主要的国家在主要时期都是专制的,如果其完全不正当,为何会长期存在?
     
           第三,我们在研究制度时必须究其所以然。我们中国的学问以孔子为代表,都不讲所以然,比较教条主义,而苏格拉底则以辩论讲道理的方式传授知识。我比较推崇西方的科学精神,即一种讲道理的精神。我们必须具有实证精神,从中国现实出发,思考设计一种怎样的制度才能实现我们良好的愿望。想当然的结果只是自得其乐,坐井观天。
     
           在柯华庆教授的主持下,参会的同学各抒己见、受益匪浅,下周的讨论将围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展开。

           欢迎对党规研究有兴趣的同学联系ymy_cupl@163.com(杨明宇)报名参加党规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