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全面现代化才能实现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6期(170415号)

    立宪党导制 / 2017-05-08 15:12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6期(170415号) 时间:2017年4月15号下午2: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宋凯、杨明宇、张锋铭、郑阳、姚天宇、夏少光、范不凡、李画、戴小...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6期(170415号)
     
    时间:2017年4月15号下午2: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宋凯、杨明宇、张锋铭、郑阳、姚天宇、夏少光、范不凡、李画、戴小华
    撰稿人:李画 校对:范不凡

           党规研究小组第16次讨论会于2017年4月15日下午2:00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举行。党规研究小组在“党规之治”选修课的基础上由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组织成立,成员由来自法学理论、行政法学、宪法学、纪检监察学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组成。党规研究小组采用报告和讨论的形式对宪治理论与中国宪法的变迁、西方政治哲学相关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四个部分进行专题讨论。本次讨论的内容是《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版)。郑阳就讨论的内容作了报告。

           报告人从《联邦论》产生背景、复合共和制与三权分立三个大问题出发,对《联邦论》进行解读。

           第一个问题,《联邦论》的产生背景。

           1777年11月19日,大陆会议批准通过了《邦联条例》,正式宣布北美13个州“缔结邦联和永久联合”。该条例得到13个州的批准,于1781年3月1日生效,但它并没有赋予邦联中央足够的权力,主要的权力由各州保留。《邦联条例》下的邦联极为松散,临近全面崩溃,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因此,建立一个对内能维持社会稳定,调节商贸流通市场,对外能维持国家外交平等与安全的中央政府,成为广大政治精英的共识。1787年2月21日,联邦过通过决议,规定于1787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各州代表会议,目的是修改《邦联条例》,但结果却制定出一部新的宪法草案。这次会议即著名的费城会议,又称美国制宪会议。

            费城会议结束后,宪法草案被提交到各州代表大会批准。按规定,新宪法必须经过2/3以上的州即至少9个州的同意,方才生效,所以,1787年夏天那场悬而未决的辩论,战场从会上转移到了会下。各州对是否批准新宪法展开激烈的辩论,赞同者被称为“联邦党人”,反对者被称为“反联邦党人”。但这里的党指的是意见派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

           人性恶是联邦党人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进行内在或外在的控制”。由此引出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不同利益相互监督的理念,把不良动机引向合适的地方,实现对政府的良好控制。

           这次辩论以报纸为阵地,汉密尔顿、麦迪逊与杰伊以相同的笔名相继发表文章为新宪法辩护,作者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唤起民众对宪法的热情,起到了宣传美国宪法与制宪思想的作用。
    汉密尔顿与华盛顿私交甚笃,政治思想极为相似,国会议员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邦联所处的尴尬境地。汉密尔顿的人性论思想源于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等古典政治哲学家的人性论思想,其联邦共和主义思想与他的人性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麦迪逊生活在北美独立战争后以《邦联条例》为准则而建立起来的危机四伏,随时存在着走向分裂和战争危险的社会中。麦迪逊试图在保持州的独立性前提下实现联邦政府对州的控制,其思想是在洛克、孟德斯鸿的分权学说和休谟人性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杰伊,生于富有家庭,曾任大陆议会议员、外交国务秘书、首席法官、纽约州长。杰伊参与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还不是联邦党人,只是热忱的联邦主义者。

           第二个问题,复合共和制。

           报告人将复合共和制分为大共和国思想与代议制思想、复合共和制两部分进行讲述。

           (一)大共和国思想和代议制思想。大共和国思想针对的问题是党争和多数人的暴政。对党争的控制是联邦党人对宪法辩护的中心内容。

           首先,党争问题。党争就是公民中的少数或多数,被某种共同感情或利益驱使团结在一起,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是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利益。联邦党人认为党争存在必然性,党争根植于人性之中。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联邦党人提出两条解决党争的途径:消除其原因、控制其影响。其中消除党争的原因存在两种方法: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热情和利益。他们认为自由与党争是氧气与火的关系,不能因噎废食,因此第一种纠正方法行不通,而第二种方法也难以实现,因为政府的任务是保护公民的自由而不是同化人民。其次,多数人的暴政。联邦党人认为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社会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

           其次,多数人的暴政问题。他们指出解决党争和多数人的暴政的方式是必须建立多元社会的大共和国、扩大治理范围、建立多元社会、实现分配正义。通过扩大治理范围,增加利益集团数,使利益集团必须通过联合与妥协才能形成社会的多数,联合与妥协的过程可以缓解多数人的暴政。任何党派如果要成为社会的多数就不得不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从而考虑到宗教、地理、政治与阶级利益等差别,实现分配正义。此外,在广大的共和国中,多数人的联合使得侵犯其他公民的共同动机减小,以侵害个人利益为目的,不惜牺牲公共利益结成的组织力量不能长时间存在。
    此外,大共和国能够选拔出更加优秀、德性更高的人才治理国家,他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更能够排除私人利益的影响,时刻以集体利益为重,从而维护社会的正义。需要指出,联邦党人所说的共和政体是代议制的政体,而不是古典共和主义主张的直接民主的小共和体制。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均引用孟德斯鸠的观点为彼此辩护,反联邦党人认为孟德斯鸠提出共和制只适合小国寡民,而联邦党人则指出孟德斯鸠的本意是明确提出建立联邦共和国:从自然条件来说,共和国适合疆域狭小的国家,但小共和国力量弱小可能被外力摧毁,而大共和国则可能因内在弊端走向专制。联邦共和国可以克服以上弊病——各共和国保留主权以协议方式联合,各个共和国在一切事务上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与表决权,这种形式既可以保留共和国内部的幸福,在对外事务上又具有大君主国的优势。报告人认为,其实孟德斯鸠设想的联邦共和国是邦联性质的结合。

           报告人认为,大共和国思想对治理体制与治理疆域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清晰的解释,证明了共和制适用于疆域广阔的国家,是对共和主义新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历史的发展。

           联邦党人的代议制思想具有独创性,体现其在对民主制与共和制概念的区分。反联邦党人指责联邦宪法“改变美国精神特征,腐蚀共和文化,将会产生贵族君主政治”。这种思想是古希腊直接民主的传统理论,很长时间被视为判断民主与否的标准,许多美国人对之情有独钟。联邦党人必须反击这一观点,因此对民主制与共和制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民主制被称为“纯粹的民主政体”,也就是直接民主制,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会合在一起亲自管理政府;共和制指的是采用代议制的政体,人们通过代表人组织和管理政府,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

           对于这种区分,学者们褒贬不一。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民主”与“共和”都是指民选政府,并不是指政体的区别,只不过因希腊语与拉丁语的区别而产生差异,联邦党人此举只不过是为自己寻求理论上的正当性,缺乏历史根据。
    报告人认为,联邦党人民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其实主要在于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政治行为和人民集体是否统一。
    联邦党人对代议制的制度设计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选举资格。联邦党人认为,斯巴达元老院、雅典五百人议事会、古罗马元老院都是建立在财产之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贵族制的政府。他们主张在选举的范围上走中间道路,不能以财富、门第、宗教信仰或是职业等条件进行限制,凡是有功绩能够被人民信任和尊重的人都可以是被选举的对象。

           2.代议机构的规模。联邦党人主张建议两院制政府,能够兼顾民主和效率。众议院人数较多,更能反映人民的利益,但众议院队伍庞大可能引起辩论冗长,缺乏效率并且可能受到激情的影响,参议院可以作为必要的补充而存在。

           3.任职期限。联邦党人主张在任期期限上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既能免于过于频繁的选举影响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又能避免任期过长而丧失代表的亲民性。

           (二)复合共和制。复合共和制是指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分权,其关键在于“复合”二字。联邦党人将共和国与君主国的特点恰当结合起来,即实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分权,将重大利益托付给联邦政府及其立法机关。

           需要回答的是,复合共和制是政府之上的政府,还是人民之上的政府?孟德斯鸠认为:“假如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体,它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那么很可能,人类早已被迫永远生活在一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政体就是联邦共和国。”但孟德斯鸠并没有表明联邦共和国是建立在政府之上还是人民之上。

           联邦党人所设想的联邦政府是人民之上的政府。他们认为,邦联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立法原则是以各州或州政府的集体权能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使得联邦的命令缺乏强制执行力,邦联的法律成为了建议,缺乏强制执行力,是否遵从靠的是各州的自愿。而政府应当具有一种使规则具有约束力并得以强制执行的能力,政府的权威对象应当是公民个人。总之,联邦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仅具有联盟性,更具有国家的性质。

           针对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离与制衡,他们指出,在疆域广阔的国家,必须解决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自治权的关系,要依靠宪法来划分二者的界限。

           联邦党人认为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之间,各邦政府占优势、打破平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联邦政府占优势的可能性。而联邦如果侵犯了邦权,会遇到各邦政府、人民和民兵的反抗。

           第三个问题,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

           第一,分权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人治存在缺陷,因此,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此外,健全的治理不能依赖传统公民美德和公共教育来防止党派专制,必须对政府的权力作出必要的限制。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制约机制,掌握人民授予权力的决策集团与执行机构,可能在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形成特殊利益,违反人民的委托,做出有害社会公益的行为。

           反联邦党人认为,人民是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定期不定期向人民呼吁制约政府部门行使权力。但联邦党人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每一次的呼吁都意味着政府具有某些缺点,经常求助人民,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政府失去公信力,人民对于政府就没有尊重,政府就不会具有必要的稳定;定期的呼吁一样不可行,时间间隔太短或太长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联邦党人试图通过分权与制衡机制使各部门向不同的利益集团负责,使政府能够反映不同的利益,从而实现利益的妥协与平衡。

            第二,权力分立。联邦党人认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不管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还是选举的,均可以断定是暴政,因此必须实现三权分立。
    为落实三权分立,他们认为需要落实以下三条措施:各部门对于其他部门成员的任命尽可能少起作用,各部门的任命都来自同一权力渊源——人民;各部门人员的报酬不应当依赖于其他部门的供给;给予各部门主管人防止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

           需要澄清的是,联邦党人主张的分权学说并非纯粹的分权学说。纯粹的分权学说认为,各权力机关绝对分离,任何一个部门不得干涉其他部门权力的行使,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不容许有丝毫的混合。

           联邦党人基于“假定所有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没有人能审理涉及自己利益的案件,基于同样的理由,人组成的团体更不适宜同时做法官和当事人”的定理,主张不同机构之间一定程度的依赖是必要的,权力分立意味着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共享权力。如果各项权力之间没有必要的制约,只会导致某个部门的专权或决策的偏颇,导致国家运作陷入无政府状态。与其说是三权分立,不如说是三权分开。

            第三,权力平衡。联邦党人认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处于不同的地位,立法权最强而司法权最弱,为了给政府分别行使不同权力奠定基础,必须对各个部门的权力进行平衡。

           立法权权力广泛,不易受到明确限制、掌握其他部门报酬决定权、成员多且来自人民、容易取得人民的信任、处于支配地位,因此他们通过设立两院制以削弱立法权。一院制下议员可能受野心和贿赂的影响,导致错误轻率的立法,而两院制下,法律必须由两院分别通过,有效地阻止不当立法;参议院的限制较多,其拥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可以避免决策上的轻举妄动,众议员更加依赖人民;参议院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人民力量的影响。

            行政权成员人数少,通常是被猜忌的对象,管理工作容易受伤害,不得民心。因此联邦党人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负责制,给予行政首脑一定任期,能够实现行政部门的稳定,甚至主张总统行为良好得以继续任职,并授予行政机关足够的权力。

           司法权无军权、无财权、无强制力,只有裁决的权力,实施裁决还需要借助行政部门的力量,因而是最弱的一个部门。因此联邦党人认为必须保证司法独立。首先应该授予司法机关司法审查权,即解释法律和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的权力。其次,应该实行司法人员终身任职。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就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姚天宇指出,从写作的思路看,《联邦论》是一个独断的思路,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不具有唯一性。

           杨明宇认为,在制定联邦宪法时,立宪者们是进行一种制度设计,一个制度的设计必然有好有坏。联邦党人较为务实,采取中间路线,既要保证各州的独立,又要保证联合。美国最高院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而对宪法的解释各个时期变动非常大,法官其实就是政治精英,他们代表着美国精英们对国家制度的设想。在美国共和制与代议制下,利益集团相互妥协形成决议,以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多数人。第一,可能是多数人分歧过大,达不成妥协。第二,可能是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已经将社会原子化,无法形成多数。议员们其实并不是传声筒,代表者其实更能预见被代表者的利益,发挥整合功能。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由统治权衍生而来,这种制度必然要肯定现有的政治安排。

           最后,柯华庆教授在同学们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总结和补充。

           第一,我们研究宪法文本时必须研究宪法制定的背景。在《1787年宪法》通过之前,美国由邦联条例维系,十分松散,既无法面对外力侵犯,也无法进行贸易,因此联邦党人想通过联邦形成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作为联邦党人的代表性人物,麦迪逊本质上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但欧洲专制暴政让美国人心有余悸,反联邦党人与联邦党人争执不下,所以制宪者们只能相互妥协选择中间道路,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找平衡。

           任何的制度都有优点与缺点,收益大于成本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理性讨论制度的方式是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何种更优更劣。很多人受完美主义影响,总认为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如果认为制度有毛病就要推翻,那世界上就不存在可行的制度了。

           第二,联邦党人关于党争的论述是没有道理的。控制原因自然比控制结果有效,结果的控制不叫控制。通过治理范围变大控制党争毫无逻辑可言,党争与大国小国并无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两党之争愈演愈烈便是实证。华盛顿特别强调党争的危害,但美国的制度并没能实现对其的控制。

           第三,三权分立。在孟德斯鸠的论述中三权分立是三权完全分开,而联邦党人则选择了三权重叠。现实实践中三权完全分开其实就是国家的分裂,因此不可能有纯粹的分权。因此,三权中就需要有一权主导,以达成最后的决议。三权分立的本意是三权分离,可以将之想象为一棵树上三个杈。

           第四,中国是否属于绝对专制?不可能是。就算党是最终集权者,但党是一个组织,有上下级与同僚的制约,中央也是7人集体领导。执政者只要存在2人以上,就是无法专制的,而且执行过程中执政者的命令也会被稀释。制度只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制度中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例如华盛顿确立了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先例。二者不过是权重之分,绝不是某一因素决定社会发展。我们关注国情,必须关注人心,美国人与中国人存在许多区别。在中国,个人之间与地区之间差别太大,分权会造成分裂。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分权实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地方积极性,当时却造成了地方离心。国家需要通过制度固定一些规则,但是也要有能够随机调节的部分。
     
            在柯华庆教授的主持下,参会的同学各抒己见、受益匪浅,下周的讨论将围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