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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5期(170415号)

    立宪党导制 / 2017-04-25 23:29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5期(170415号) 时间:2017年4月15号上午9: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宋凯、杨明宇、郑阳、夏少光、范不凡、李画、戴小华、童海浩 撰稿...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5期(170415号)
     
    时间:2017年4月15号上午9: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宋凯、杨明宇、郑阳、夏少光、范不凡、李画、戴小华、童海浩
    撰稿人:李画 校对人:范不凡
     
           党规研究小组第15次讨论会于2017年4月15日上午9点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举行。党规研究小组在“党规之治”选修课的基础上由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组织成立,成员由来自法学理论、行政法学、宪法学、纪检监察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组成。党规研究小组采用报告和讨论的形式对宪治理论与中国宪法的变迁、西方政治哲学相关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四个部分进行专题讨论。本次讨论的内容是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与洛克《政府论》(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杨明宇就讨论的内容作了报告。

           杨明宇从社会契约、主权与个人的关系、主权与人民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几个方面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解读。

           第一,自然状态与国家的建立。卢梭并不是假设一个自然状态,而是回到人性去探求自然状态是什么。强力约束不能推出服从的义务,如果排除以强力建国这种方式,那么国家只能通过契约建立,最初的契约中包含了共同体的形成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立法原则。

           第二,从自然状态到契约状态。主权者由个人结合而成,所以主权者不可能损害个人,个人意志反而会损害公意。如果个意过于分散,则会摧毁公意,如果个人不同意公意,则要迫使其服从,强迫其自由。签订契约后,人由自然状态过渡到了社会状态,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也就变成了权利,具有规范性和道德性。这个过程看起来像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保障,因为依自己的冲动行动实际上是一种奴役状态,服从法律而行动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然状态下以个人力量保障的自然自由,也就变为了公意约束的以道德与理性为界限的社会自由。

           第三,主权与人民。主权本身是一个公意主权,也就是说人民的结合形成了共同体的意志,当其主动时便是主权。主权因其本性不可转让,不可代替,不可分割。如果公意被分割,就形成了派别意志,派别意志在数量上比个人意志少,但是分裂力量更强,因此国家中不能有派别存在。公意永远是对的,我们应该信赖与依赖他,但是人民的考虑不一定永远正确,因为人民可能误判,被欺骗,被腐蚀。当人民成熟到了一定程度,能够依理性行为时,就到了可以立法和守法的程度了。

           第四,卢梭的政府观。卢梭认为政府是公意的代理人,其阐释了主权者,政府,人民之间的关系,主张政府的力量作为比例中项应做到使主权者对政府的约束与政府对臣民的约束间达到均衡。政府具有一定敏捷性,依据其建制与行为方式,可能会偏离公意。如果政府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政府的活跃度最高,但是个人意志也最有可能偏离公意,越接近主权者越有正当性,越偏离即越有活跃性。所以由少数人掌控政府的贵族制是最好的政府。

           报告人对《政府论》的解读则从自然状态与自然法,政府的产生与分权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自然状态与自然法。洛克区分了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人们通过契约将战争状态中的惩罚权集中而造就了政府,政府既是裁判者也是执行者。财产权由自然法推出:因为人身是神圣的,那么由人从事劳动而取得的财产也是神圣的。

           第二,政府的产生与分权。政府由财产权建立。国家建立了财产制度,自然会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会损害人的利益。政府在战争状态下恢复自由与财产。所有人在战争状态下的自卫权与惩罚权交给政府,国家就有了立法权与执行权。洛克认为立法权必须基于最基本的自然法,这与卢梭的立法权基于正义的观点截然不同。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就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宋凯指出,国家起源只是一个“是”的历史故事,从故事中无法推断出“应当”的问题。国家起源正当性其实可以转换成统治方式的正当性进行理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人民契约建立了国家,国家构成了一个政府,政府来规范整个社会,目的是为了公共福祉。社会契约将人民放到了主权者的地位,如果契约的目的不能实现时,人民有权推翻政府。

           郑阳认为,契约论是为构建国家而存在的。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是一种永久的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然和平的状态,由于缺少裁判者,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政府。卢梭认为人生而对其他人有一种同情心,但是私有制使人腐蚀堕落。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三人理论的模式一样,都是从理论而不是现实出发。这种社会契约论建立在自律与互惠上,互惠是其正当性来源,契约只是理论工具。

           夏少光认为,洛克《政府论》之所以影响深远,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角度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合法性作论证。其前提是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洛克提出了其著名的“劳动所有原则”,认为是人所施加的劳动,使产品脱离了无主状态,而成为某一个体独有的财产。但洛克的这个论证存在着双重矛盾:第一,从论证环节内部来看,洛克从激进的平等主义立场出发,最终却为个人财产的严重不平等辩护。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关键是货币概念的引入。但洛克所谓货币价值是想象的观点,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并由此危及整个逻辑链条。第二,洛克的理论模型与其辩护对象不一致。洛克“劳动所有”原则的出发点,是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的个体私有制,但他的这套理论却主要被用于为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这两种私有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恰恰是对个体私有制的否定。这实际上是以小私有制的自给自足、“三十亩地一头牛”的田园牧歌,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鸣锣开道并忽视、掩饰其中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同时,洛克自然状态学说中的原子论、还原论思维范式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也值得我们反思。对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我们对洛克的思路并不陌生。曾经广为流传的《平凡的世界》正是以孙少平兄弟的实践来讲述宣扬个人勤劳奋斗、克勤克俭发家致富的“春天的故事”。但现实是,个体农民奋斗发家是偶然的励志鸡汤,进入类似富士康式的工厂中成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力却是必然命运,农民身后被抛弃的乡村在当下也面临着资本下乡、由资本主导组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从年广久式的个人发家出发,却走向资本逻辑强势扩张并开始问鼎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果。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洛克上述理论模型的展开与自我否弃。因此,在当下对照实践深入研读《政府论》,意义巨大。

            最后,柯华庆教授在同学们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总结和补充。

            第一,霍布斯与洛克都谈自然状态,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更为自然一些,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遵照自然法的理想状态,是一种理想的政府状态,甚至可以说他只是借自然之名将其观点强加给大家,有种“政治正确”的意味。

           第二,社会契约。洛克的社会契约是为了实现完全自由平等的状态,目的是保护财产。他假设的平等状态,其实是一种自由状态。但是如果假设一种平等,但现实是不平等,那这种理论就是为不平等中的强者服务的。洛克的社会契约实际是为资本主义提供意识形态,他的个体私有制设想难以实现。

           卢梭属于无产阶级,他的社会契约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的问题的反思。卢梭是真正的平等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产生了剥削与压迫的自由,反而造成极端的不平等。为实现真正的平等的社会主义,必须调动比资本更为强大的政府力量,抑制资本造成的不平等状态。公民分为弱者与强者两种,弱势群体是希望有家长的,因为家长可以提供保护。

           卢梭区分私意、众意与公意,公意是整体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汇总,因此其理论下的私意与公意之间必然存在断裂。公意的内涵无法解释清楚,但是公意是肯定存在的,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公意是如何产生呢?资本主义认为通过选举民主可以产生公意,但这实际是用众意代替公意,具有欺骗性。

           卢梭的理论最大的缺陷是将人的权利整个交出去。如果将所有权利都交出去那主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因此适度赋权论更为妥当,人民应该保留一部分不可转让的权利。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指二元结构人民主权。对此可从现实与理想的角度进行理解:中国人民是一种状态,而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与卢梭的理论有共同之处。他认为政府有两种目标,生存与发展,政府不仅要维持社会稳定,更要引领社会发展,这与我国现实相符。我国这数十年发展迅速,正是因为有一帮德才兼备的人充当兄长或者家长角色引导国家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代表一种理想,人民主权是现实状态。党的三个代表是指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并不仅仅是服务型政府,而且要承担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资本主义思想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社会主义国家要引领社会发展就必须要建立有为政府,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有限政府。这样的政府更符合理性人假设,因为理性包含着预测性与规划性,理性政府必然是有为政府。

           第四,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首先,理论并不是完全描述性的。理论是简单抽象的,现实是复杂具体的,理论立足于现实,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建构。

           我们要区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解决正当性问题。正当性可分为程序正当,意识形态正当性与绩效正当性。程序正当性一般用于制度问题,绩效正当性多用于科学问题,意识形态正当性则多用于哲学问题。不论是以上哪一种正当性,只要能使大部分受众信服即可称之为正当。

           在柯华庆教授的主持下,参会的同学各抒己见、受益匪浅,下周的讨论将围绕《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版)展开。

           欢迎对党规研究有兴趣的同学联系ymy_cupl@163.com(杨明宇)报名参加党规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