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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2期(170318号)

    立宪党导制 / 2017-03-28 11:40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2期(170318号) 时间:2017年3月18日下午两点半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田燕刚、杨明宇、张峰铭、李画、郑阳、童海浩、戴小华、范不凡...
    党规研究小组简报第12期(170318号)

     
    时间:2017年3月18日下午两点半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
    参会人员:柯华庆、田燕刚、杨明宇、张峰铭、李画、郑阳、童海浩、戴小华、范不凡、曹文姣
    撰稿人:郑阳;校对人:范不凡
     
           党规研究小组第12次讨论会于2017年3月18日下午两点半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举行。党规研究小组在“党规之治”选修课的基础上由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组织成立,成员由来自法学理论、行政法学、宪法学、纪检监察学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组成。党规研究小组采用报告和讨论的形式对宪治理论与中国宪法的变迁、西方政治哲学相关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四个部分进行专题讨论。本次讨论的主题是“统治者”和“政体”,参考书目为柏拉图《理想国》(华夏出版社2012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参考文献为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中有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以及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2页。童海浩和杨明宇就讨论内容作了报告。

           童海浩首先针对统治者问题进行分析。童海浩赞成用施特劳斯的解读方式去探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统治者的看法。他认为施特劳斯的作品都在检讨一件事情:开始于17世纪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科学与前阿奎那时期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就统治者而言,可以说现代政治科学颠倒了某种证成顺序:古典政治哲学关注最佳政制问题,其终极目标是德性,政治生活服务于德性,即德性证成城邦;现代政治科学关注合法政制问题,德性依赖于城邦,即城邦证成德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科学家不否认人性的存在并致力于改造人的本性,使其具有某种社会“德性”,这意味着人的好生活根本上依赖于统治者;而古典政治哲学认为人都具有不可改造的本性,政治家的职责就是塑造某种能使人们各尽本性、实现自我的政制。综上,现代政治科学认为自然可以由统治者改造;而古典政治哲学认为自然不可改造,统治者依据自然而统治。关于政体的问题,童海浩指出柏拉图关注的是统治权所属的问题,对统治权提出要求的集团有:好人、贵族、富人、大众和贫穷的公民,他们各自对应着相应的政体。其中最佳政体是以善与德性为目的的君主制或贵族制。但哲学王的统治也带来了政治实践上的问题:人民普遍的不适以及最佳政体是一种认识和引导性原则,存在于言辞之中而不在于行动之中。

           杨明宇就政体问题进行了报告。首先,杨明宇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以及其关于理论与实践、美德和品格以及正义与友谊的观点,厘清了城邦和政体的概念。其次,杨明宇从三个部分对政体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政体分类的理论。柏拉图按照统治人数的多少和统治者是否守法将政体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温和的民主制、僭主制、寡头制以及极端的民主制。亚里士多德强调以是否追求公共利益以及贫富为标准,区分了三种正宗政体,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如果这三种政体不追求公共利益就会退化为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对六种政体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第二,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上君主制和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但由于限制因素的存在,实际上能实现的最好的政体是共和政体,其包含三个基本特征:混合政体、强大的中产阶级和法治的施行。共和制混合了财富和自由的因素,中庸的中产阶级为城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势力,法治则强调法是制定良好的法并被普遍地遵守。第三,引起革命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革命的发生。亚里士多德认为引起革命的原因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要保证城邦的稳定则不能蒙骗民众,要公正地对待民众,依法统治,维持政治权利的平衡,防止贪官污吏,要中庸执政并且对公民进行教育。

           报告结束之后,柯老师就报告的内容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很多时候我们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混为一谈,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古典政治哲学认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而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则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这种观点能否成立?

           第三,柏拉图的五种政体在亚里士多德处是如何演变成为六种政体?这两类政体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第四,一般认为,统治可分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统治,但这仅仅针对城邦国家,就现实的现代国家来讲,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统治是特定一个人、特定少数人和非特定的少数人的统治(选举)。也就是说,永远是少数人,而不可能是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是少数人来源的问题。

           第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区分和细化了政体的类型,他们认为好的政体很容易退化为坏的政体,因此提出混合制是可以实现的最好政体,然而混合制之中依然存在一个主导,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区间的方式来看待政体:最好的是君主制,最糟糕的是僭主制,一个是高位,一个是底线,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区间范围,而民主制则是范围较小的区间。用这种方式来看我国的政体,我们能够发现,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处于高位的状态,现在的任务应当是如何避免低位的出现。

           第六,关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我们赞同奥尔森的观点:共容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共同利益,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不再讨论私利和公利的问题,当国家治理出现问题,两种利益都会受损,不过是损失大小的问题。

           第七,我们当下谈论的城邦与现存的国家存在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就显得更为极端,因为单是中国就可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我们能够按照治理城邦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吗?此外,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是在血缘和地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社会是围绕着某一目标有计划地形成的。现在的中国既存在社会,也有共同体,应该如何治理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同学们就报告的内容和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

           张峰铭分享了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感受,他认为二者的理论是相互依赖的,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有别于现代学者,是从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观念出发,而现代学者的研究则倾向于尽量减少有争议的理论前提。

           柯老师回应道,我们之所以从古典时期开始研究,就是因为现代的很多观点已经被定为公理,经典著作的理论被扁平化和意识形态化,我们需要开阔的思维,跳出教条的束缚去思考问题。此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讨论政治问题都需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基于具体的历史和事件进行讨论,而非仅仅引经据典,从而导致与现实脱节,这样的论证是经不起推敲的。

           田燕刚提出问题称,自然法学者的理论出发点大多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在存在统治者的情况下,自然权利是被统治者设定的权利,如果还原到最初的原本的状态,这种自然权利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存在从文明史开始就一直延续的自然权利?

           柯老师回应道,我们认为自然的都是非自然的,很多时候谈论自然都是想要颠覆现行的制度,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关系。当社会科学都是与人相关的时候,只有诉诸自然才是神圣的、具有正当性的,就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可以为人们所违背的。这实际上是人性的趋势,人之所以有发展是因为其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拥有理想而不满足于现实。因而在法学领域,我们就提出自然法学,以此来对现实进行批判。

           在柯华庆教授的主持下,参会的同学各抒己见、受益匪浅,下周的讨论将围绕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论李维》以及葛兰西《现代君主论》展开。
     
           欢迎对党规研究有兴趣的同学联系ymy_cupl@163.com(杨明宇)报名参加党规研究小组。